在突破中創新的文學史

　　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于2013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部文學史分上下兩冊，對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歷史梳理。正如丁帆所期待的“在內容和體例框架上有較大的突破”那樣，這部文學史以其清晰的文脈，給人一種與別的同類文學史著作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中國新文學史》將“民國元年”作為新文學史的起點，以“民國文學”和“共和國文學”取代“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概念。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發表《論“二十世紀文學”》和陳思和發表《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開始，重寫現當代文學史的工作就開始有了突破性的進展。1988年，陳思和與王曉明在《上海文藝》上主持“重寫文學史”專欄，引起了文學界廣泛的反響，文學史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作為“重寫文學史”的結晶，我們看到了多種各具特色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丁帆主編的這部新著亦是其中的佼佼者。

　　首先，丁帆在《中國新文學史》這部著作中，將1912年即民國元年作為中國新文學的起點，突破了中國新文學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正統切分法——“1919說”。關于這一劃分，丁帆給出了這樣三點理由：“一、中國新文學史的斷代應參照政體分期的客觀事實。1912年作為中華民國元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核心價值理念滲透在國體和政體綱領，在民族精神層面倡導了對‘大寫的人’的尊重，才有了后來‘五四’的‘人的文學’的誕生。三、共和政府創建了第一部具有民主意識的《臨時約法》，在制度、政策和法規層面為新文學運動奠定了基礎，從此開始了一種新的文學審美跋涉�！彪m然，關于中國新文學起點的這一劃分，還只是一家之言，其合理性和科學性還有待考證，接受程度有待歷史檢驗，但文學研究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個不斷被文學研究者書寫的文學史。從這一點上來講，丁帆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并沒有依附于前人的傳統觀念，而是突破創新，表現出了一個嚴謹學者獨立思考的學術品格。

　　其次，在《中國新文學史》這部著作中，丁帆沒有沿用過往“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的稱謂，而是啟用了20世紀以來和中國文學密切相關的現代白話文和新文學中使用頻率極高的“新”字來命名，把“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合并稱為“中國新文學史”，以“新文學”貫通“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從而打破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在時空上的局限。同時，丁帆將民國元年即1912年至1949年這一時段的文學稱作“民國文學”，將1949年至當前這一時段的文學稱作“共和國文學”。這樣，“民國文學”和“共和國文學”在一定層面上就取代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概念。

　　二、《中國新文學史》吸納了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豐富并優化了教材的內容。

　　正如丁帆在《中國新文學史》的緒論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學史到了一百年的時候，對文學史的重寫已經到了一個需要深度考量的關鍵時刻，治史者應有大氣魄，拋棄歷史遺留的沉重包袱�！倍》�的這部《中國文學史》緊密追蹤100年來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將文學史研究的外延擴展至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2010年，吸納了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將許多新作家、新作品都納入到了研究和考察的范圍之中。譬如，“90年代的文學”按照學界不成文的規則是不宜入史的，但這部《中國新文學史》卻認為其中的許多作家作品目前已經可以定性和定論了。《中國新文學史》的最后一章以“新的文學態勢”命名，在這一章里，我們見到了在其他文學史著作中鮮少出現的“80后”作家們。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80后”的作家作品進入文學史，雖然書中并未詳細展開這群“80后作家”的文學創作，但他們的入史的確反映了這部文學史的“有容乃大”，從而客觀地反映了整個百年中國文學史的全貌。

　　這部《中國新文學史》克服了以往一些文學史著作在評述某些作家作品方面的不客觀不公正現象，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以往的某些文學史著作，由于受到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的干預，著重評述那些革命的、進步的作家作品，為他們設專章和專節，而把其他非革命的、不革命的、或比較落后的作家作品作為陪襯，少講或者不講，甚至作為批判的對象；有的文學史著作則是花較多的篇幅講解放區文學，講國統區文學的篇幅很少，淪陷區文學、臺港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幾乎不講。而僅從這部《中國新文學史》的上半部分民國時段的文學史的板塊劃分：“五四”前后(主要是20年代)文學、30年代(主要是“左翼”)文學、國統區文學、延安文學和臺灣文學，就不難看出這部文學史對百年中國文學的不同流派、不同社團、不同風格、不同地區的作家和作品作了一次比較徹底的梳理，比較認真的研究，比較科學的評述。與以往一些文學史忽略臺港澳文學和海外文學，或者只是將其作為附錄單列在最后不同，《中國新文學史》特別注意到了對臺港澳和海外文學全貌的研究，分三章對臺灣文學、香港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做了全面客觀的研究和評述。這樣就全面地還原了百年中國文學的真實成績和整個面貌，從而使這部《中國新文學史》更加科學完整，豐富多彩。

　　三、《中國新文學史》采用了新的敘述體例，語言風格更有意韻。

　　文學史的體例設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學史的內容決定的，它關涉到文學史的整體觀念，關涉到文學史家的觀察眼光和思維方式，即以一種什么樣的文學史觀去梳理千頭萬緒的文學現象，并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歷史整體。丁帆主編的這部《中國新文學史》“打破了以往用文體進行分類而設章節的慣例，以同一時段中主題內容或審美形式相同或相近的作家作品進行分類”。以往的文學史大多按文體而分，小說一部分，散文一部分，詩歌一部分，戲劇一部分。而這套文學史則是把同一時間段內主題或審美相同、相近的作家作品集中在一起，打破按文體分類的常規。例如，在“魯迅與‘五四’文學”這一章里，既有對魯迅及其影響下的鄉土小說的研究和評述，又有對魯迅散文與“魯迅風”雜文的關注。這樣的敘述體例，既從宏觀上把握了同一時段內的文學主題和審美風格，同時又將對不同作家作品的微觀考察結合起來，橫向比較揭示了不同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

　　在語言風格上，這部《中國新文學史》“在平實簡潔的文字表達背后，盡力追求有意味、有韻味和有詩意的激情奔突的語言表達”。這與《中國新文學史》錯落有致、汪洋恣肆的語言風格頗為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