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阿昌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當代阿昌族作家訪談

　　阿昌族的人口較少，但有一大批人在工作之余進行文學創作。孫家申、楊葉生、曹先強、羅漢、孫寶廷、曹明強、孫家林、趙家福等人，有的努力進行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的則積極進行個人的文學創作，極大地繁榮了阿昌族的文學花園。本期推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春等人對孫家申、楊葉生、羅漢、曹明強的采訪。

　　問：請簡單介紹您的創作情況。

　　孫家申：我發表過《雙輪雙鏵犁訴苦》《燕窩的歌》《鳳尾竹下絲纖揚》等作品，后來寫了一些關于阿昌族酒文化的研究文章。我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看到別的民族的作家寫了很多文學作品，自己也咬緊牙關寫了一些粗制品。我今年78歲了，我們這一代人起的是拋磚引玉的作用，后來興起的文學新人寫得越來越好了。

　　楊葉生：我1961年進入中央民族學院學習，畢業以后回到云南從事教學，同時進行阿昌族民間文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1974年，我開始收集阿昌族的古歌。1979年，隨著形勢的變化，國家對民族文化更加重視，云南省民委專門組織了一個阿昌族民間文學調查組，來到梁河縣進行調查。這次調查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調查阿昌族的民間文學到底有什么；二是重點搜集、整理阿昌族的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1983年，這部史詩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了讓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我們當時經歷了很多的困難。

　　羅   漢：我小時候雖然沒有讀太多的書，但來到部隊以后就嘗試寫作。我起初是寫小時候所經歷的鄉村生活，后來轉向寫部隊戰士的生活，所采用的文體主要都是小說。長篇小說《紫霧》、中篇小說集《紅淚》分別獲得第六屆和第八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我自己較為滿意的小說是寫阿昌族人生活的《刀匠磨斧》和寫部隊生活的《兩地螺旋》。現在，我還在寫小說，但也花很多的時間來寫影視劇本。寫小說，作家相對自由一些，可以對描寫的對象進行精雕細刻；寫劇本，要考慮制片方的要求，劇本一般都講究簡潔、明了，也并不好寫。但是，作家寫劇本，物質回報相對要高一些，而且作品會被更多的人接受。

　　曹明強：我主要是寫詩歌。我1982年在《云南日報》上發表了第一首詩，叫做《蹬起來，窩羅》。后來，發表的詩歌就越來越多了。我們阿昌族人很善于唱歌，我自己也喜歡唱，還編了一本《中國阿昌族情歌選》。我始終覺得，詩歌對我來說，有著一種特別的意味。如果能夠寫出令自己滿意的詩句，我會感到非常興奮。比如在《山鄉之夜》這首詩中，“潮濕的被窩里蠕動著女人的嘆息”這個句子我就很喜歡。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發現，但可能因為自己的漢語水平不夠好，沒法將之完美地表達出來，這是一個遺憾。

　　問：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在創作的過程中，曾受到哪些作品的影響？

　　羅  漢：很多作家，比如莫言、馬原、洪峰等，寫得都很好，他們的作品我都很喜歡。每當看到一部好的作品，我就會不自覺地去分析它為什么好、好在哪些地方。我覺得，在寫作上，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兵，還需要不斷地學習怎樣去安排章節、調度描寫的技巧等。

　　曹明強：我喜歡讀杜甫的詩和《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小說，后來也經常讀魯迅的作品。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莎士比亞的戲劇。他所寫的故事非常迷人，語言也很精美，讀起來太有趣味了。還有媽媽給我講的那些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對我的寫作也產生了最直接的影響。

　　問：通過作品，主要想表達什么？

　　羅  漢：我的寫作，經常是因為覺得一個事件好玩，就動筆寫了。在寫之前，我并沒有太多預設的目的。寫完之后，我發現，很多作品的題目都跟顏色有關，比如《紫霧》《紅淚》《綠雪》等。我覺得“紫霧”、“紅淚”、“綠雪”等，都是很美好的事物。《紫霧》寫的是邊地的緝毒斗爭，描寫武警去當“臥底”的經歷，整個敘述有一種神秘感，“紫霧”這個標題和內容是契合的。《紅淚》寫的是一位女同志的悲慘命運，她流出來的眼淚和血是同一個顏色，標題“紅淚”就是其命運的一種象征。或許，我的寫作就是為了表達自己對于一些事件、對于現實人生的個人感覺。

　　曹明強：我早期的詩著重寫我的媽媽、我的大山、我的民族。我們這個民族人數很少，很多人因此心懷自卑，但我要去歌頌自己的民族，讓他們對自己的民族產生認同感。這些年來，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們民族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大家的民族自豪感被激發出來了。我想，我們的文學作品應該去表現、強化這種心理。

　　問：“民族身份”對創作有沒有影響？

　　孫家申：阿昌族文學是從民間文學起步的。我們編輯出版了兩冊《民間文學資料集》，在阿昌族人民中受到很大的歡迎。阿昌族的“蹬窩羅”是詩樂舞合一，它的唱詞翻譯成漢文就是一首詩。我的敘事長詩《燕窩的歌》就是在民間文學的啟發下寫出來的，主要是描述阿昌族的苦難歷史以及阿昌族人的奮斗歷程。

　　楊葉生：搜集、整理這些民間文學，一方面當然是為了保存好本民族的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則希望更多的青年作家能夠從中汲取營養。在我看來，真正能夠站得住腳的民族文學作品，要有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民間文化作為基礎，因此民間文學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可喜的是，在曹先強、孫寶廷、趙家福、曹明強等阿昌族作家的作品中，我們都會或多或少找到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的印跡。

　　羅   漢：在創作上，我沒有受到阿昌族民間文學太多的影響。但是，從那些涉及阿昌族的篇章中，還是很容易就能看到我對本族人民的理解。阿昌族人從不爭強好勝，在與其他民族的相處中，他們非常善于調和矛盾，與他人和諧相處。民族文化不僅僅是你所穿的服飾、你所唱的民歌，還應包括本民族深層的苦難史和奮斗史。對于傳統的民族文化，我們一方面要積極地保護那些有意義的東西，另一方面應該接受外來的先進的東西。如果只是一味地強調繼承，可能就會變得過于保守。

　　曹明強：民間文學直接啟蒙了我的寫作，所以我對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學都特別珍視。我現在在進行阿昌族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翻譯，同時還努力地去保護阿昌族的語言。阿昌族語言是我們民族最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阿昌族人共同的精神家園。如果阿昌族語言不存在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維體系就只能依靠漢語了，這是非常可怕的。要保留阿昌族的語言，就應該把它記錄下來，比如把它和漢語進行對譯，做成一個大辭典。這需要政府的資金支持。

　　問：對阿昌族青年作家有何期待？他們應該如何平衡好生活與寫作？

　　孫家申：現在阿昌族有很多年輕的寫作者，他們大都上了大學，文化層次有了提高。但基本都是業余進行寫作，沒有專業作家。而且，沒有專門的機構來組織這些作者，還沒有形成一種合力。對于阿昌族文學，我覺得“回頭看我們有進步，但是向前看我們要跑起來”。我希望年輕的寫作者能夠把改革開放以來阿昌山寨的巨變，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生動地表現出來。

　　羅   漢：我不主張文學完全地市場化、商業化，但是一部分作家應該嘗試著走向市場。走向市場，甚至迎合市場寫作，有時候是為了解決生計。如果一個作家連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吃不飽、穿不暖的，很難有心境去寫作品。當然，如果政府能夠給有才華的作家提供一些物質方面的幫助，他們就可能免除這方面的顧慮，有更多的時間去寫作。

　　曹明強：就我個人而言，寫作就是要表達出自己的內心世界。我自己一方面在種植茶葉，一方面在堅持寫作。如果我只種茶，就體會不到寫作帶來的內心愉悅；如果我只寫作，就很難體驗到種茶的那份怡然。種茶與寫詩，甘苦自在其中。我總覺得，一個豐富的人，他的思想應該是“戰斗”的，他的肉體也是“拼搏”的。既要在俗世中打拼，也要在精神世界里遨游，因此，我必須堅持寫作。

　　(采訪者：楊春、鐘進文、孔林林、姜可欣、胡艷紅、張楠、楊金超、王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