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九章》：普世和前衛的城市想象

　　陳冠中的《城市九章》是一本薄薄的小書，讀完卻覺得是一本大書。大在不僅穿梭于北京、上海、香港、臺北，而且提出許多新概念，這些表述不僅概括了作者對中國幾大城市的獨特感受與想象，而且隱含著一些普世和前衛的觀念，如世界主義、雜種城市、半唐番。而無論是觀念的提出還是城市的描述，作者引經據典、理路清晰，兼具精英潮的視野胸襟、平民化的貼近視角和藝術家的前衛氣息。

　　普世：從雜種城市到世界主義

　　全書第一個出場的人物是王韜，“他在香港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強之道，李鴻章之后，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王韜是愛國者，卻也是他同代人中最早的世界主義者”。在此，陳冠中似乎自比王韜，或者說王韜正是全書的引子和縮影，這就隱含了該書不是一般地描述城市，而是存在一個超城市文本，意在談論世界大勢和自強之道，改變觀念，以普世和前衛的視角觀照中國城市，建構作者的人文和后人文理想。

　　雜種城市是作者論述的邏輯起點。當今世界性的大城市無一例外都是混雜文化的場域。“有了寬容，才有雜種”，如果說城市發展的動力在于“吸引創意人才住到你的城市”，那么寬容則吸引著“全球靈魂”。全球靈魂不再是一種自閉傳統和無根世界的對立，而是混合以超越自己原來想象的自己。文中辨析了一個概念：多文化主義。雜種是深層的文化混合，多文化主義強調不同文化的存在權利和身份歸屬性。多文化主義單向設定了文化只是身份的表達而已，然而大城市多是人種、文化、生活方式不斷摻混的場域，其文化實況是雜種的世界主義文化。雜種世界主義并非拋棄國族文化、傳統文化、地方文化、社群文化、特殊文化，而是從中吸收多過一種養分并作出不同的組合……由此可見，陳冠中倡導的是一種經過反思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

　　前衛：從人文主義到后人文主義

　　《坎普·垃圾·刻奇——給受了過多人文教育的人》從標題到副標題點明該文涉及后人文主義，文中圍繞蘇珊·桑塔格的《坎普札記》、寶琳·凱爾 的《垃圾、藝術和電影》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前衛與刻奇》，論述三個后人文美學觀念。

　　桑塔格指出：高雅藝術基本上關乎道德；前衛藝術通過極端狀態去探討美與道德之間的張力；第三類藝術——坎普——則全然是審美的感覺。坎普(Camp)是一種消解道德的、唯美的和游戲的感覺力，被桑塔格用文字描述而成為知識。桑塔格因此被認為在談論一種新感覺，一種感覺力的先鋒。上世紀60年代的新感覺力還跟電影有關，因為電影的新杰作最能擺脫當時依據文學和藝術而制定的固有審美框框。凱爾指出樂趣是電影的重要元素：“垃圾的樂趣是智性辯護不了的，但為什么樂趣需要用理由去辯護。”凱爾在20世紀60年代末聚焦了北美電影迷的新感覺力，普及文化評論的標準姿態：“我們是有普通感覺的普通人，而我們的普通感覺并不是全壞。”

　　對于“刻奇”(Kitsch，意為媚俗)，文中梳理了兩條線索：一是格林伯格的《前衛與刻奇》，把“刻奇”作為前衛藝術的對立面，包括流行的、商業的藝術、文學和電影等。“刻奇”的另一界定是昆德拉的理解，不只是美學上的，更是存在的和形而上的。昆德拉指出“我們之間無一是足以完全逃脫刻奇的超人”。上世紀60年代后對現代性的再認識，給“刻奇”帶來新評價。現代主義要求獨創、反思、自主，藝術家是孤獨現代人的代表，但熟悉的、重復的“刻奇”是現世最普及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費模式，它以重復、隨俗、日常的當代消解變異、自主、普世的現代，以便尋回一點“本體上的安全感”。

　　陳冠中呼吁建構“刻奇”這一美學范疇和生活領域。他稱賞桑塔格和凱爾的“人人精英主義”，認為《坎普札記》和《垃圾，藝術和電影》不以類型、屬性或載體區分文化雅俗，打破娛樂與教誨、商業與藝術、普及與高級、大眾與精英等二元分界，并且都肯定了樂趣的重要性，解放了許多人的審美觀，最后落在“解放你的思想”。

　　波希米亞北京

　　“跟許多港臺人士的想象相反，其實北京的自由空間大”。陳冠中試圖為讀者描繪一個包容、開放、自由、前衛的波希米亞北京，顛覆人們刻板的北京想象。“北京文化在過去的20多年新時期里，明顯地增添了新的元素，甚至可以說是改了原北京文化的體質，讓我覺得有必要對現有的北京想象做補充。”寫詩和散文的范學宜，畫畫的劉輝、唱歌的梁龍，“何處是他們的別處、心靈的歸宿、同路人的總站、理想和欲望的新故鄉？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奔北京”。于是北京“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底層另類青年撲過來”。廣義知識分子和另類波希米亞人的北漂，加上正規進京的文化追求者……終成就了北京的巨大人才資源和文化場域。

　　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帶來新憧憬，北京開始開拓民間社會公共空間。90年代波希米亞北京正式登場，“反叛”社會規范的搖滾樂和“顛覆”媚俗商品的先鋒藝術，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載體，而各種創意行業以“替代”的方式為生活提供更多選擇。老舍的京味或土痞的新京味，都不足以說明多載體、多元、洋氣、有格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文化有官味、商業味、學院味、京味和波希米亞味。以古喻今，陳冠中認為“似宜調用盛唐為今后中國形象的主喻”。

　　臺北的嬉譜和質感

　　臺北的質感不容置疑，“報刊電視電臺每天挖歐風美雨時尚潮流，同時社會上卻還有實質的保守性，對年輕人升學就業戀愛的規范性很強”，但年輕人不愿受規范，越軌變成集體行為，各施各法以自我表達(發揮自己潛力)，這就是“嬉”(Hip)——一種對主流的偏離，拒絕依從的態度。文章歸納嬉譜的四層寶塔：開放、尋根、脫俗、自為，同時指出僵化的嬉是有陰暗面的，在美國還包括自殺和嗑藥吸草，但“一個沒有嬉意識的城市不可能在現代(或后現代)的文化地圖上占位置”。

　　《臺北的質感》談及“臺北不夠現代，丑，但生活質感不錯”，是為了破除“現代—光亮—花園—美化—明日之城”的定型想象，意在表明現代化城市定型、未加反省的城市美學是值得懷疑的。真的世界城市都有獨特的城市風采，并且有生機勃勃的緊湊街頭和公共空間，才有可能出現波德萊爾、本雅明和李歐梵式的步行漫游者。普通市民工作和居住的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普通道路街巷、不同世代的普通建筑……最能體現臺北的生活質感，“希望臺北人能永續地替世界保育一個好的城市”。

　　半唐番的香港

　　在《半唐番城市筆記》中，陳冠中認為“半唐番將在后世的記憶中代表香港”。開始時，是拿來主義、折衷主義，是“刻奇”，甚至是無心之得，然而，當萬千半唐番品種在文化濃湯里浸潤，適者生存，就出現質的變化，得到傳承，叫“新本土”、“后現代”、“文化身份”。最有代表性的是港式電影，科技上是舶來的，美學上對好萊塢沒有抗體，但香港電影最終還是有異于好萊塢的調調。跟風模仿而沒有“進化”成純洋種、有強韌生命力的半唐番就是所謂“香港風格”。

　　對于半唐番，陳冠中突出了汗血論、雜種論和異質性。以香港武打電影的宗譜學為例：上世紀60年代在美式武打電影語言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到70年代學過詠春拳、從美國回流的李小龍，令香港的武術片成為世界現象。傳承到80年代，與本地嬰兒潮導演合流，各領風騷、盛極一時，香港武打電影歷數十年修成正果。半唐番開始時可能是因時因地制宜，但不斷再生產下去，加入了一代代人的勞動，成為一種有機的“創造”。“絕大部分的各類文化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都曾是半唐番，雜種就是正種，邊緣從來就是自己的中心，異端才是人間正道”。

　　陳冠中認為成就香港的是兩套文化機制：一是半唐番的港式文化，二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只是個拼盤，要尋找共識，建立身份認同和文化主體，有賴于生命力旺盛的半唐番。半唐番是香港多元文化中最能建構本土文化身份的一元。“當地就是源頭，世界與我是互動的，是必然從我的主觀鏡頭出去的，有我的選擇，是我的他者”，這才是放諸四海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