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的境遇與出路

　　由江蘇省作協、《當代作家評論》和《作家》主辦的“中國短篇小說論壇”日前在江蘇宜興舉行。在會議的三天時間里，作家蘇童、格非、劉慶邦、范小青、葉彌、王手，批評家張新穎、汪政、張學昕、張王飛、何平、宗仁發、林建法等就短篇小說的文類特征、中外源流、短篇小說的當下境遇、困境及其未來等話題進行了交流和探討。會議由《當代作家評論》雜志主編林建法主持，江蘇省作協主席范小青代表主辦方致辭，她認為，在短篇小說日益邊緣化的今天，一批作家和批評家坐下來嚴肅認真地探討這個問題非常有意義。

　　“長篇沙文主義”籠罩下的短篇小說

　　當下，長篇小說橫掃文壇，牢牢占據“文壇盟主”的地位。短篇小說的衰落與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短”與“長”的冷熱不均直接危及到小說的文類生態平衡，制約了短篇小說的發展，已經引起文學界諸多人士的關切。當天的研討會，與會的作家與評論家們就當下短篇小說的境遇表達了憂慮。

　　短篇小說的當下境遇是外部環境造就的，也關乎個人的寫作才情。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格非認為，短篇小說之所以遭遇困境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外部環境來講，現代社會的功利性追求圖書利益的最大化，將短篇小說逼入邊緣角落。同時，由于短篇小說對作家才情的挑剔，使得中國真正稱得上大家的短篇小說作家鳳毛麟角，能夠長期堅持下來的則更少。

　　蘇童認為，短篇小說的境遇涉及的是隱形的文學權力分配，其中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即那些以寫短篇小說為主的作家，他們對于中國文壇到底意味著什么？曾經有批評家指出，當下中國文學有一種“長篇沙文主義”。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權力的壟斷和某種“奴役”。短篇小說在“長篇沙文主義”籠罩下的基本生態是越來越邊緣化。

　　作家為什么還愿意寫短篇小說

　　在今天，單靠某一個作家來改變短篇小說的境遇顯然是不可能的。真正值得思考的、跟每個人切身相關的問題是，從事短篇小說創作的作家如何看待短篇，為什么還愿意寫短篇？

　　蘇童從1990年代到2000年左右，有十來年的時間基本上以寫短篇為主，長篇為輔。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十幾年，我覺得我彎一下腰，就突然有了一個念頭——我要寫一個短篇。我系一下鞋帶，也覺得有一個念頭——我要寫一個短篇，就是處于那樣一種瘋狂的狀態。我覺得那是生理性的愛好。它沒有什么高尚的。不是為了要證明什么，只是因為我迷戀這種文體，迷戀這種敘述。”他說，寫短篇讓我滿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每當寫完一個短篇，就覺得身體非常快樂，是一種被解放的感覺。

　　劉慶邦是當今文壇短篇小說的專業戶。他寫了40多年，創作了近300篇短篇小說。他的體會是，短篇小說寫的時間越長，反而覺得越難。“要是別的一門手藝，比如編筐、捏簍，或是做桌子、椅子，操作40年肯定非常熟練了，可能閉著眼也能把這些工藝品做好，但短篇小說創作并非如此。越寫越覺得難，每寫一個作品都是在挑戰自己。因為對短篇小說懷著敬畏之心，所以要嚴陣以待。這時寫的短篇會發‘緊’發‘雕’，嚴謹的讓人看不懂。而放眼汪曾祺先生看似‘散漫’的短篇小說，更深的力量實際隱藏在內部。”

　　葉彌談到了作家的寫作習慣、乃至生活習慣對于短篇小說寫作的影響，以此回應劉慶邦提到的寫作之“緊”。她說，自己的短篇小說陷入了“松”的狀態。她的寫作習慣就是松弛的，因為她對短篇小說的理解是好的小說就是玩出來的，而不是構思出來的，最佳的狀態就是作者陷入情境中不能自拔。每個作家的風格不同，這種個性不需要保護和改變，作家只能順其自然，聽從內心最真誠的召喚去書寫。

　　王手就中短篇小說的聯系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寫短篇不完全是一個自我享受的過程，我們會很計較、在意文本本身，計算結構、推敲語言。但是寫中長篇也許就沒有那么執拗的態度。短篇不一定要有很大的啟示，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入口，由此進去才會有旖旎的風光。同時，短篇也有需要向長篇學習的地方，比如短篇不能“近視”，要有縱覽全局的氣概，有些地方可以松，但是方向一定要精準，否則短小的布局就不能抵達理想的目的地。

　　短篇小說背后暗示著一個更大的世界

　　短篇小說的出路首先在于寫作者的堅守，范小青談到，“寫短篇是非常辛苦的，在刊物上很難作頭條，頭條往往是中篇，或者是報告文學。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有一大批人堅持寫短篇，這非常令人感動。”此外，短篇小說應該有文體的自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認為，短篇小說的自由度比長篇要大，這個自由度是由作家爭取的。中國的傳統文類可以構成短篇小說的資源。作家要善于利用這些資源，打造“不精致”的作品。短篇小說背后暗藏著更大世界，這是一個不自足、開放的世界。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學昕認為，作家不管是在長篇還是在短篇里，需要有意無意留一些“盲點”或者一些漏洞，因為它們可能會影響作品在結構上的張力。江蘇省作協創研室主任汪政提出，有些作家一輩子可能只能從事一種文體的創作。而語言上的精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短篇小說作者必備的技能。寫短篇出身的人，一般在文學品質上具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從事敘事文學寫作的人必須從短篇小說起步，不斷磨練自己。

　　短篇小說的出路不只是作家和文體上的自覺，一種文體的衰落和繁榮與時代的文學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宜興文聯主席徐風認為，短篇小說不僅是由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在控制，體制內對于短篇小說的重視程度也亟待提高。蘇童也談到，在歐美地區，比如美國的“普利策文學獎”，每隔幾年都會授予一個短篇小說作家，這一國家級獎項很好地鼓勵了短篇小說的創作。

　　表面上看，目前的確是一個短篇小說邊緣化的時代，但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何平指出，短篇小說的境遇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悲觀，許多重要刊物依然樂于接受短篇小說，比如《作家》的“金短篇”，《城市畫報》以及《南方周末》等也參與了短篇小說的發表和推廣。江蘇作協黨組副書記張王飛認為，當下生活節奏的加快，使得許多人不再愿意花更多的時間去閱讀長作品，因而催生出了“短小說”來滿足快節奏的都市文化。在文學門類里面，小說沒有被邊緣化，短篇小說跟長篇小說同樣重要。短篇小說也應當經典化，才能在文學史上確立恰當的位置。而張學昕的觀點同樣發人深省，他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是一個貴族的東西。每個杰出的短篇小說家都應該意識到自己后面有一個巨大的金礦。”

　　《作家》主編宗仁發引用了博爾赫斯關于短篇小說的說法來表達看法，“短篇小說是這么幾個關鍵詞，本體、時間、夢、游戲、真實性、多重性、永恒性，認為這足以說明短篇小說自身散發的魅力。”向短篇小說致敬，要有實際的表達，比如提高短篇小說的稿費，辦好“金短篇”欄目，爭取為短篇小說設立專門獎項等。20世紀90年代，曾是我國短篇小說的黃金時期，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當下，我們要采取各種措施爭取創造短篇小說新的輝煌。(劉  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