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傳統(tǒng)，才能更好創(chuàng)新”——裕固族當代作家訪談

　　問：請簡單介紹您的創(chuàng)作情況。

　　賀繼新：我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詩歌，出版有詩集《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我是生活在草原上的，對草原生活特別熟悉、特別感興趣，因此詩集中有很多這方面的詩作。《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這一首中這樣寫到：“一簇靛藍色的火苗∕在一堆干柴上舞蹈∕吊著的茶壺里∕溢出一串歡笑”。在我的作品中，始終努力用一種精神鼓舞周圍的人，不能老是憂傷。

　　杜   曼：我是1984年開始創(chuàng)作的，當時只是業(yè)余寫一些詩，后來放棄一段時間，90年代初繼續(xù)寫。我的創(chuàng)作主要是以詩歌為主，因為我的思維跳躍很快，寫不出小說、散文來。而且，詩歌是情感的表露，生活中的種種情感都可以寫成詩歌。我目前出了一本詩集《天狼》，狼是我們共同的圖騰。我是一個老師，得備課、上課，沒有太多時間寫作；而且我是一個比較憂郁的人，往往高興的時候才能寫出來，所以產(chǎn)量就不高了。

　　鐵穆爾：小時候曾經(jīng)想畫畫，后來覺得還是寫東西吧。因為生活在草原上，一直就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整天看見那些牛呀羊呀天呀山丘呀，就是草原上的這些東西，總覺得心中有什么話有什么感情想表達出來。我的創(chuàng)作以散文、口述歷史為主，我也想過寫小說，但總是提不起太大興趣。我覺得裕固族游牧的歷史非常殘酷，面臨很多嚴峻的問題。這些嚴峻的現(xiàn)實讓作家必須直面現(xiàn)實，沒有時間去虛構(gòu)，所以就選擇了“非虛構(gòu)寫作”。

　　達隆東智：我從1998年開始創(chuàng)作，當時主要是寫詩，但現(xiàn)在則是以小說為主。我的小說主要圍繞本民族的生態(tài)危機、文化危機來寫。我比較喜歡寫我們即將消失的游牧生活的影子和童年時代所處的游牧生活。我也寫裕固族人的宗教哲學理念。我們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祁連山原始森林，那些東西都是我創(chuàng)作的源泉。我不太喜歡寫現(xiàn)代人的城市生活。另外，我還做裕固族民間文學的整理和翻譯工作。

　　問：開始創(chuàng)作時，受到哪些文學作品的影響？

　　賀繼新：具有現(xiàn)代性的那些詩歌對我的影響大些，我覺得它的魅力特別大。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找對象失敗了，寫過一首《愛情的含義》。很多人寫愛情，都是寫一些纏纏綿綿的東西，容易在狹隘庸俗憂傷的痛苦境界里奔走。我覺得應該站在一種高度，表現(xiàn)男子漢特有的“粗放爆烈的心情”。所以，我的詩歌表達的是一種精神，特別是那種敢于戰(zhàn)勝一切困難的精神。我想，這其中雖然包含傳統(tǒng)的東西，但現(xiàn)代性的東西更多。

　　杜   曼：我是教外國文學的，我喜歡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國作家的作品。我的性格有剛烈的一面，所以非常崇拜俄羅斯作家，他們是一個堅強的民族。中國作家中，我喜歡魯迅，他在作品中對人性的表現(xiàn)，讓我感觸很深。我想，我的創(chuàng)作是從這些作家身上不斷汲取營養(yǎng)的。

　　鐵穆爾：裕固族的民間文學，留下來的就是一些民歌，還有頌詞等，這些東西對我影響很大。我覺得，不應該把裕固族的文學傳統(tǒng)局限在一個小小的群體里。應該看到，裕固族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是非常悠久的，所以很多文學作品都可以納入到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中來，而不僅僅只是看到這幾十年裕固族民間流傳的東西。有一段時間俄羅斯文學對我的影響也非常大，可能是因為俄羅斯跟我們這個北方游牧民族有著很多相似性吧。

　　問：“民族身份”對創(chuàng)作有沒有影響？

　　鐵穆爾：肯定會有的。我最早的那一批作品，主要是寫“尋根”的，思考歷史問題，再后來就是梳理游牧文化以及它與農(nóng)耕文化的區(qū)別。裕固族作為一個比較小的游牧民族，其中有著很多復雜的文化傳統(tǒng)，不要說跟農(nóng)耕文化不同，就是與大的游牧民族相比，它也是具有特殊性的，所以我覺得應該好好挖掘。在語言表達上，我們是用自己民族的語言思考，但是要用漢語來表達，是有困難的。在某種程度上說，一種文化就代表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價值觀、一種觀察世界的眼光。

　　達隆東智：我覺得裕固族雖然是一個比較小的民族，但是它具有非常古老的文化。另外，游牧人的文化思想和農(nóng)耕民族的文化思想是不一樣的，而裕固族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對北方游牧文化的借用，也就是蒙古文化、突厥文化甚至中亞文化的影響。這個文化正是我們的父母以及長輩們的文化，比如一個傳說、一首民歌，還有故事、童話、謎語等等，都會影響我的創(chuàng)作。但是，我個人一直沉浸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有時候創(chuàng)作會有一定的局限性，沒有從本民族文化中跳出來，沒有用另一個眼光去看自己的民族文化。

　　問：您對裕固族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有什么樣的看法？

　　賀繼新：我認為裕固族文學的發(fā)展還是不錯的，文學氛圍比較濃。很多作家寫得都很好，比如蘇柯靜想、杜曼·扎時達爾、楊玉靜等。但也有一些“混亂”的狀況。比方說，當?shù)匚穆?lián)舉行一個征文比賽，需要作家們寫一些稿子，大批的作品都交上來了，質(zhì)量都很不錯。但是到網(wǎng)上一查，有些詩是剽竊的。我認為應該杜絕這種現(xiàn)象。當然也有按照自己內(nèi)心想法認認真真寫作的，這樣的寫作者需要更多的鼓勵、更多的扶持，不能讓他們自生自滅。另外，作家之間也需要經(jīng)常切磋，通過切磋好多作者就能堅持寫下去。

　　鐵穆爾：裕固族的當代文學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使用漢語以后產(chǎn)生的。實際上，50年代到70年代使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作家并不多。80年代以后，杜曼、賀繼新等人開始創(chuàng)作，到了90年代就是我們這一批作家了，比如賀中、妥清德等。我感覺新的這一批作家沒有能夠很好地繼承傳統(tǒng)，不注重挖掘傳統(tǒng)的文化。就是學會漢語以后，學習漢族作家的寫作中沒有形成自己的特點，所以跟民族傳統(tǒng)文化幾乎沒有太大的關(guān)系。這是個大問題，因為只有繼承傳統(tǒng)，才能更好創(chuàng)新。但是要讓作家從傳統(tǒng)文學中去學習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這需要作家有很多的民族知識。

　　達隆東智：目前裕固族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有一大批人，但是這里面沒有出來幾個經(jīng)典的作家，沒有從本民族文化中沖出去，沒有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現(xiàn)在寫詩歌、寫散文的比較多，寫小說的比較少，因為散文比較自由好寫，小說寫起來比較費勁。裕固族人上世紀50年代才接觸漢語，接受漢語的程度是比較低的，母語的思想用漢語表達出來也是有難度的，這是裕固族作家有時候突破不了的原因。

　　問：對裕固族年輕作家有何期望？

　　鐵穆爾：年輕作家需要有那種對文學認真、執(zhí)著和奉獻的精神。現(xiàn)在很多作家都想早出書、早出名，著急了一點，不夠踏實。其實文學這個東西是老實人干的，靠投機取巧耍小聰明，肯定不行的。寫作，首先要感動自己，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一些人想走捷徑，為了發(fā)表而寫作、為了出版而寫作、為了某種目的而寫作，那就失去寫作的意義了。這種問題在很多民族的年輕作家身上都有，我希望裕固族的作家們能夠真誠地、持續(xù)地寫作，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采訪：楊春、阿榮、胡艷紅、姜可欣、孔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