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宜慶：用近代大師考問當代“公知”

《大師之大》作者劉宜慶：

用近代大師考問當代“公知”

    梅貽琦先生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大師涌現出來，充實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馮友蘭、陳寅恪、吳宓、朱自清……他們的名字至今彪炳于史冊。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為保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華北及沿海許多大城市的高等學校紛紛內遷。抗戰8年間，遷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大師們薈萃云南，戰火紛仍，學術之火卻未曾熄滅，大師身上不僅燃燒著一派學術傳統，更流淌著中國幾千年的士人精神。青島作家劉宜慶的新作《大師之大》，是一部歷史大散文，主線就是回望這些大師們在歷史上的境界與命運。劉宜慶認為，在這些大師身上，士人精神與現代品格已經水乳交融，和當下的一批所謂“公知”形成對比。歷史照進現實，是他在《大師之大》中試圖回答的重要問題。

    當下大學精神庸俗，更需要回望當年的大師

    記者：梅貽琦先生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在這本《大師之大》中，您所表達的大師之大，大在何處？

    劉宜慶：“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的一句名言，仿照孟子所說的“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我在《大師之大》中展現的大師，有兩個標準，一是不黨不官，二是人格獨立。西南聯大被譽為“大師培養大師的搖籃”，不論是在此執教的教授，還是從這里走出的學子，除了學術成就，就是達到了今人難以企及的精神的高度。

    比如，西南聯大法商學院的院長陳序經拒絕加入國民黨，他表示，如果強迫他加入，寧可辭去法商學院一職。張奚若甚至登報聲明，自己不是國民黨員。1933年，《益世報》社論主撰羅隆基受國民政府交通部長曾養甫之邀，到南京見到曾養甫和何浩若、時照沄。曾對羅說，如果填寫志愿書加入國民黨，次日可見到蔣介石。曾暗示，如此可以調到南京，委以重任。羅婉言謝絕加入國民黨之邀，沒有同蔣介石見面，就回到天津。

    不黨不官，可以保證人格的獨立。金岳霖28歲的時候說過的一段話，“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不依附于任何黨派，才能真正做到學術自由。不做政府的官員，才能做公共知識分子，承擔起批判的責任。聯大教授群體，多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愛惜自己的羽毛，一生堅持不黨不官。

    順便說一句，梅貽琦在1949年之后，去了海外。直到1962年他在臺灣病逝，歸骨田橫之島，再也沒有回到故土家園。梅貽琦病重，清華校友為他捐款治病。在病桌旁邊有一只他從不離身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開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歷年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人無不為之動容。如果說梅貽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教授治校的實踐，讓他成為大師，那這種境界就是大師之大。

    記者：民國時期，本來是社會動蕩，國祚飄搖的一段時間。為什么在新舊交疊的時期，反而產生了這樣一批在各個學科各個領域都影響當代的大師呢？

    劉宜慶：亂世出英雄，也出大師。我常常和民國文人的風度與魏晉風度聯系起來。魏晉是一個屬于名士的時代，“可謂彬彬之盛，大備于時，云蒸霞蔚，詩人輩出”。民國是一個屬于學者的時代，大師成群結隊而來。他們誕生于晚清，留學于歐美，活躍在當時的歷史舞臺。那時期的學者多為獨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不同于魏晉的名士、傳統的文人，不依附于權勢，獨立行使批判的權力，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讓他們孑然前行，也令人追懷。

    記者：能談談寫作這本書的初衷嗎？感覺這是一本史料匯集、觀點薈萃的歷史大散文，能談談寫作的過程嗎？

    劉宜慶：為何要寫這樣一本書？這是一本向西南聯大學者群體致敬的書，基于當下大學精神的庸俗、文人風骨的萎縮、人文傳統的斷裂。至于寫作過程，查閱資料的披沙揀金，每寫一篇人物的冥思苦想，篇章布局的迂回曲折，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道也。寫一本書，好像一次精神的朝圣之旅，經歷千山萬水，最后風輕云淡。

    南渡影響西南聯大學人治學方向

    記者：中國古代有“士”文化，您新書的副標題是“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您如何理解“士”文化？西南聯大又和士人精神有何種關聯？

    劉宜慶：生于晚清，學于歐美，西南聯大教授學貫中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互融合，是他們的精神印記。西南聯大教授身上具有中國傳統“士人”的精神，又具有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

    士的精神集中體現為：家國情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重視名節(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崇尚骨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曲；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浩然之氣)，不畏權勢(不為五斗米折腰；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聞一多面對黑洞洞的槍口，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顧病衰之身，不吃美國救濟面粉。聞朱之死，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士人悲劇的一個翻版。朱自清在1947年7月寫的一篇文章《論氣節》中說：“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 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誰笑書生不自量，他們有這種決絕和勇氣。

    記者：書中，您提到了西南聯大的南渡與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南渡。南渡在我們的文明史上曾經有過怎樣的意義？南渡對西南聯大的學者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劉宜慶：南渡成為了解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關鍵詞，影響到一代學人的精神和心靈。馮友蘭、陳寅恪、吳宓、朱自清、浦薛鳳等人將南渡寫入詩。馮友蘭在南岳作詩：“洛陽文物一塵灰，汴水繁華又草萊。非只懷公傷往跡，親知南渡事堪哀。” 陳寅恪的《蒙自南湖作》云：“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身世之感，離別之愁，國破之恨皆溢于言表。

    南渡影響了聯大學人的治學路徑和學術方向。湯用彤的藏書毀于長沙大火，直接導致轉向魏晉玄學的研究。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對魏晉這段歷史非常感興趣，將歷史與現實相互映照。據范寧回憶，西南聯大研究生宿舍里，同學們“聚在一起時大都談論魏晉詩文和文人的生活”(《昭琛二三事》)。南渡的感時傷世、魏晉的流風余韻，加上嵇阮的魏晉風度，很容易使得感慨遙深的學子們選擇“玄學與清談”。聯大學子有泡茶館“清談”的習慣。

    當國難當頭，聯大學子投筆從戎，應征入伍，保家衛國。有的聯大學子戰死疆場，以身殉國；有的參加了中國遠征軍對緬印的作戰，聯大詩人穆旦九死一生翻越野人山。這本書中有一章，專門寫聯大學子從軍行。

    寫作有人性溫度的歷史，讓過去照耀現實

    記者：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對比當代思想界比較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當年西南聯大的這些大師們，差別何在？差距何在？

    劉宜慶：現代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和時代的代言人，所具有品格集體表現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倡導民主，人格獨立。事實上，士人精神與現代品格已經水乳交融——— 家國情懷憂天下，不畏強權爭自由。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議政參政從政，出發點就是愛國，他們的底線就是獨立自由。與傳統的士大夫相比，法制人權這些西方文明的核心觀念，與新文化運動中的“德先生賽先生”，成為聯大教授的精神底色。

    如今的公共知識分子，要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場，是不是為社會和民生代言。差別很大，這種差別是怎樣形成的，歷史照進現實，也是我在《大師之大》中試圖回答的。

    記者：讀當代歷史研究者的著述，常常覺得學生時代的歷史教育中對真實的歷史史實，有一些誤解和刻板印象。你的這本《大師之大》，并不是簡單的史料堆積，而是將大師的人生細節描摹盡致。您的這種寫法是為了重現歷史嗎？

    劉宜慶：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說：“歷史是勝利者的宣傳。”勝利的一方往往成為歷史的書寫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歷史一方面是呈現，一方面是遮蔽。教科書中的歷史，往往遮蔽了一些東西，也過濾了某種真實。時間會揭開重重帷幕。我著眼于歷史中的細節，人性的細節。從載浮載沉的人的命運，展現波譎云詭的歷史風貌。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所寫的就是歷史的全部，或者客觀的歷史。我的《大師之大》，融入了我對歷史的認知、對現實的思考。像書中張伯苓、羅隆基、錢端升、曾昭掄、穆旦等人的傳記，我注重展現，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他們的選擇，他們最后的歸宿。對其遭遇和命運，讀者或潸然淚下，或唏噓感嘆，或掩卷思考。一句話，我寫的是帶有正常人性溫度的歷史。

    記者：讀史明智。您認為歷史對現實的關照何在？尤其是這段大師的歷史，在其中人們應該如何以史為鑒，讓大師的光芒輻射今天？

    劉宜慶：這本書中的描寫，有時會讓人感到一種輪回。“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書。”歷史是某種活著的現實，現實又有歷史的影子。死亡的歷史會復活，過去的事情會重演。大師留下的精神資源，歷史劇烈變動留下的經驗教訓，是我們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