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書》 不只是知青文學

　　著名作家韓少功推出新作《日夜書》，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稱——

　　《日夜書》 不只是知青文學

　　日前，當文學雜志《收獲》主編程永新在自己的微博上寫下：“第二期《收獲》的重頭戲，無疑是韓少功的長篇《日夜書》。”關注文學的評論家、讀者，無疑心會動一下。這一部分人當然知道“韓少功”三個字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分量與地位。《爸爸爸》、《馬橋詞典》、《暗示》、《山南水北》都是粉絲們心中熟知的篇目。對韓少功了解更細致一點的人會知道，今年的他正好60歲。人到六十，推出長篇小說《日夜書》。那么，這部作品到底寫的是什么？作家想在這個作品里傳遞什么？

　　談新作：這代知青的當代群像和他們的命運

　　《日夜書》，到底寫了什么？不久前，記者第一時間購買到第二期《收獲》，讀完了這個字數大概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從故事內容上看，這是一個講述幾個知青和他們后來從知青的背景走下來的故事。小說里幾個主要的人物，各有特點，命運遭遇截然不同：永遠搞不清自己的衣物，以至于所有的東西都被“公用”的藝術青年大甲，后來卻搖身一變成了現時代美術界的寵兒；精神領袖馬濤是許多知青的導師，才華橫溢，但他的自私與極端的自我中心卻給家人和朋友帶來災難，他慣于把自己罩在光環里，即使在美國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在農村如魚得水的大哥式人物郭又軍，卻無法適應市場經濟，妻子出走，連女兒都要嘲笑他無能。

　　“《日夜書》不只是一部知青小說”。韓少功更否認自己寫的是知青文學，他說，題材通常只是一個借口，要看你怎么寫。以知青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已有不少，我從中受益良多。但也有一部分作品過于自戀，或過于自憐，雖說都是人之常情，但哭哭啼啼或慷慨激昂一旦成為模式，就會遮蔽大量的生活真相，誤導我們對自己的認識。說到過去，指責他人和社會是最省事的辦法，是自戀者和自憐者那里最常見的心理安保措施。但事實上，我們也是“他人”，是“社會”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更多一些自省的意味，有時寫得很開心，有時寫得很沉重，悲欣交集，對于我來說是一種新的寫作體驗。我相信，宮廷題材、戰爭題材、反腐題材、青春題材等可以不斷地寫下去，那么知青題材當然同樣還有巨大的敘事空間，有“陌生化”的可能性，有作家們自我挑戰、自我顛覆、自我再造的機會。

　　韓少功更不認為自己寫的是知青文學。他說，《日夜書》更算不上“知青文學”，因為作品里有些人物并非知青，“小說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但敘事的重點還是這個時代。小說不只是關注知識分子，還有普通工人、個體戶和官員，我寫的是這代知青的當代群像和他們的命運，從某個側面窺探一代人的精神秘史。”

　　談創作：作家作品不應該跌破底線

　　回顧《爸爸爸》、《馬橋詞典》等代表作，韓少功在中國文壇的形象很鮮明：思想深邃、富有探索精神。《日夜書》給記者帶來的閱讀體驗是，這個小說探索性一點也不少。小說使用了不少“閃回”的寫法，結構被打亂又糅合。同時，章節中插入了不少的詞條，比如“準精神病”、“器官與身體”等等。

　　記者問韓少功使用這樣的敘述，是有意而為之保持自己一貫不走常規的風格，還是出于其他什么考慮？韓少功說，寫作有兩個標準，一是高標準，二是低標準。高標準是寫得精彩、卓越甚至偉大。但這個境界太難抵達了，可能一輩子也抵達不了。低標準就是寫得不后悔，意思是誠實表達，不依傍，不投機，不輕薄，不盲從，忠實于自己的真情實感。如果是為了鉆營一點蠅頭小利，為了迎合某種強大的勢力或潮流，寫下的作品一旦時過境遷就讓自己難堪、臉紅、不愿意面對，更不愿意把這個作品給親人看，給孩子看，那就是跌破底線了。一個作家很難篇篇都好，但再差的作品也不應該跌破底線，哪怕寫得笨，但多少年后回頭一看，笨是不必后悔的，投機鉆營則是要后悔的。我現在的寫作是力求達到低標準。

　　談到創作的難度與底線，韓少功還談到今天這個“娛樂至死”的年代：很多報刊的文藝版正讓位于娛樂版，很多地方的文藝界大舉轉型為娛樂界。娛樂，當然是文藝功能之一，是老百姓的重要需求。但具有價值含量的娛樂是有難度的，是需要尊嚴、感動、智慧、敬畏感的，而且總是有一種不論得失不計寵辱的清高氣質。中國如果沒有屈原、陶潛、李白、杜甫、曹雪芹這一類喜歡為難自己的人，沒有這些堅定的求索者和傳薪者，一個大國的文明品相可能很難看吧？遇到危機時的精神儲備和文化支撐力就會嚴重短缺吧？退一步說，玩也要好好地玩。如果打球是爛打，下棋是胡下，把娛樂變成鬧，變成瘋，變成賣傻，變成一地雞毛，連技術含量都沒有了，老百姓也不會滿意的。

　　談生活：鄉下生活是為了保持一點與自然的關系

　　韓少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人議論，因為作為一個堂堂著名大作家，他的社交活動極少，媒體報道極少，完全是一種隱居的方式。當然，他也確實在隱居，一年他有一半的時間在湖南汨羅鄉下，種瓜種菜，養雞栽果，每天至少有一個小時的農活。

　　記者執意讓韓少功談談自己的鄉下生活。韓少功說，眼下每年確有幾個月還住在汨羅，無非是保持自己一點與自然的關系，與社會底層的關系，享受一點自由、閑散以及體力勞動。城市里當然有很多吸引我的東西，但在一個同質化的社交圈里頻繁應酬有點讓人受不了，鄉村可以幫助我建立一點屏蔽，建立一點區隔，拓展一種新的生活和心情，至少可避開一些泡沫化的社交和垃圾化的信息。

　　同時韓少功覺得“隱居”這個詞不適合他：“鄉下同樣有寬帶互聯網，在那里同樣可以聯系朋友和參與社會，沒什么隱居可言。在另一方面，我不是一個好熱鬧的人，因此在鄉下是適得其所，如魚得水，不需要什么定力。事實上，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我居住城市卻經常寫作鄉土題材，而這本新書是我居住鄉村卻把主要目光投向城市甚至國外。一種空間距離也許恰好構成了回憶和想象的必要條件，提供了沉淀的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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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少功，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長沙，中國新時期文學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西望茅草地》、中篇小說《爸爸爸》、長篇小說《馬橋詞典》、《暗示》等。另有譯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惶然錄》等。曾獲中國大陸、臺灣，法國等多種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