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膛手》小人物人生沒有終點

《開膛手杰克》劇照

　　導演楊婷后來說，首演其實是彩排場。北京國話先鋒劇場，正式開場時間是19點半，已經過去了好幾分鐘，觀眾還在等待。舞臺上方吊著一大片布滿深深淺淺的褶皺和“溝壑”的灰簾，隨著空氣流動微微抖動，在燈光反射下落滿滄桑感的陰影，那是場燈最終熄滅前舞臺給人最深刻的印象。

　　開場是歡樂的，開膛手杰克已經從容犯完了他最著名的五樁罪案，曾經妓女四處游蕩的倫敦東區街道上，此時只剩下了兩種人：一種是志在追捕罪犯的警察，另一種則是試圖用上帝感化妓女，勸導她們改邪歸正的良家婦女代表。前者男扮女裝，后者女扮男裝，都是為了靠近自己的潛在目標，卻不小心碰到了一起。被懷疑扭曲了的邏輯推理過程笑料百出，奠定了此劇黑色幽默的基調。

　　接下來是每一部改編開膛手杰克題材的作品都會出現的環節：訊問和分析。上臺的角色顯然是經過精心選擇的，當年鑄造了開膛手杰克的神話的主力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其他妓女、媒體記者、東區個體戶以及對此案發出神秘莫測指示的上級。不出意料，探長羅伯特·曼的訊問一無所獲，觀眾樂不可支，直到場景轉換，他的妻子出場，以類似之前審訊戲的一句“說說吧”臺詞開頭，不動聲色地成了這個戲的轉折。羅伯特·曼的個人生活第一次變得清晰：家里拮據到只剩下一個雞蛋，兒子被送回鄉下以節省支出，兒子生病了甚至沒有旅費去探望。羅伯特·曼生活的那個世界也開始初露水面了：在貧富兩極分化下，犯罪離正常生活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這個戲的編劇郭琪說，選擇了這個題材“特別偶然”，她對恐怖、懸疑并無嗜好。在上網查資料的過程中，她是一個連當年開膛手杰克的模擬畫像都不敢看的人。最終寫了這個戲，原因是“想看看一個貌似特嚇人的事件，能不能有另外的路徑去闡釋和演繹”。寫戲的時候，她已經很熟悉導演楊婷和演員陳明昊等人的風格，他們都曾經在孟京輝手下工作多年。“他們的喜劇表演都挺有天分的，我們也是想看看，到底能開發到什么程度。”郭琪說。

　　劇本改了很多稿。最初，楊婷和郭琪曾經把劇本拿給黃紀蘇把脈，想請他給劇本的文學性把把關。楊婷還記得，“黃老師看完劇本特別激動，他問，這個劇本是你們從國外的劇本改的，還是自己寫的？”得知是國內原創后，黃紀蘇對劇本給予了充分肯定。“其實劇本里更深的東西當時我也沒看出來，就是從表演層面覺得特棒。”演員出身的楊婷說，“黃老師看到了一些更深的東西，給了我們特別重要的建議，包括進一步關注人的內心，關注小人物自身的命運，試著再往更深的層次挖一挖。”

　　全戲時長一個半小時，一共10場戲，但是在排練和修改的過程中誕生出的戲，比10場多很多。“足夠再排另外一個話劇了。”楊婷說。排戲后期，基本上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有些涉嫌重復的角色和偏離主題的線索被徹底刪除，逐步推進的層次被努力塑造出來。開膛手杰克的形象完全從舞臺上消失了，到底是誰在操縱開膛手杰克這一案子的問題，以及圍繞這個問題的陰謀論，也退居劇情二線。羅伯特·曼的形象變得更加豐滿起來，他那普通如路人又諧音“慢”的名字，傻傻笨笨的腦瓜，混亂的邏輯，失意的仕途，盲目的期待，都被一一揭示。“我們關心的是探長羅伯特·曼自己的內心變化，妻子出走之后，案情已經都交代清楚了，后面實際上已經跟這個具體的案件沒有太大關系了，而是在講這個小人物生活的悲慘和無奈，他在面對生活時如何選擇。”郭琪說。

　　寫這個戲的過程中，郭琪說自己想到了主演陳明昊的形象，覺得特別合適。“以前大家都覺得，陳明昊是演喜劇見長的，我覺得他身上，有特別喜劇、特別搞笑的東西，但與此同時，又有特別悲劇的一些瞬間。”她對陳明昊的兩個角色記憶猶新，一個是2006年《艷遇》中的董事長：“這個人物開始是癲狂可笑的，但是他在關系人物內心感情的某些處理上，展現了挺悲劇的一個狀況。”另一個是田沁鑫導演的《四世同堂》中他臨時頂上的祁老爺子一角：“那個人物的悲劇感很強烈，他演得很好看，讓人驚訝。”

　　戲中有一段以夢為喻的“毛驢斑馬”對話，大意是動物園買進毛驢，偽裝成病死的斑馬下葬，將真正的活斑馬倒賣出去，謀求利潤。這段戲來自郭琪生活中的一段真實經歷：“我們有一個朋友，他有一個畫室在郊區，周邊有很大一塊空地，于是養了幾匹馬。自從他養了第一匹馬，推銷電話就紛至沓來，問他這種馬要不要，那種馬要不要。有一天一塊兒坐車的時候，他接完電話，大驚失色，說斑馬，居然還有賣斑馬的？！”

　　她將這個故事寫進戲里，在劇情上小小宕開，留給觀眾的，除了若干句插科打諢的笑料，還有一句將故事與現實黏連的結論：“每樁謀殺案背后都有一個經濟學原理。”排這段戲頗費了一番周折，既要保留這個小故事的反諷和夢幻氣氛，又不能和整體劇情進展和節奏脫節。“我們想了各種舞臺上的呈現，服裝、造型等等，還嘗試音樂劇的手法，后來我覺得，太炫了，沒意思，還是得特質樸，因為整個戲挺單純、挺質樸的，包括舞美和燈光，其實都沒有特別炫，但是在當中你能感受到細節。”楊婷說。

　　最終的安排是直接讓探長羅伯特·曼來演這頭他夢中的毛驢。“讓他直接進入，而不是像看電影似的旁觀、分析，可能會更有意思。而且，現實生活中，他本就是那頭驢。”楊婷說，“這是我個人特別喜歡的一場戲，因為用了一種挺黑色幽默的方式，說了一件特別憂傷的事兒。一頭驢，你費了半天的勁兒，用了各種辦法，卻終究逃脫不了當替死鬼的命運。”

　　海報上把這個戲定位成“懸疑喜劇”，然而當悲劇氣氛無法抑制地開始一點點在舞臺上彌漫后，主創們試圖小心翼翼地掌握全劇氣質的平衡。探長妻子之死本來是一場探長和法醫之間角力的戲，卻換作一封信來替代。信以上司通知的口吻寫成，措辭模仿官僚體系中公事公辦的那一套規矩，大意是安撫這個倒霉的探長：妻子的意外死亡將會為他換取一大筆撫恤金，他將獲得夢寐以求的升職，他的兒子也將獲準進入地區最好的小學，條件是他不再追查此事，信末例行公事地祝愿探長圣誕快樂。念這封信的時候，本來就空蕩蕩的舞臺上幾乎全黑了，只有角落里一盞燈照著讀信的羅伯特·曼，沒有歇斯底里，也沒有崩潰和瘋狂，仿佛一切都重新歸于平靜。

　　劇末，羅伯特·曼再次走上前臺的時候，提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裝著全部的家當。“這個人悲哀，悲哀在哪兒？之前他人生中抓得著、看得見的東西全沒了，到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個抓不著、看不見的杰克，卻如影隨形，一輩子都跟著他。他的人生，只能繼續跟這個開膛手杰克死磕下去。這是個陰影，他無法擺脫。”楊婷說，“他之前的人生一直是受控制的，他不知道怎樣才能為自己做決定，他無法實實在在地握住自己的命運，等到他終于握住的時候，他已一無所有。”

　　然而，主創們認定的是，既然這個戲是喜劇，最后一定不要表現出悲劇腔。無論羅伯特·曼多么嚴肅、多么悲傷，最后依舊喬裝成妓女，再次上街。“一個是他內心的外化。”郭琪說，“另外，我們希望，觀眾看到這個場面，還會再笑一下，但是笑容馬上會收起來，和一開場完全是兩個心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