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與內容的完美呈現——觀北京人藝話劇《天之驕子》

　　選擇首演于18年前的歷史劇《天之驕子》作為北京人藝2013年首部重排大戲，是需要一定的魄力和勇氣的。在文化語境、演出生態、審美觀念發生顯著變化的今天，那些耳濡目染于戲說、穿越、獵奇等歷史敘事中的觀眾是否還能靜下心來，從這樣一部有著人性反思和思辨意味的話劇中找到共鳴；創作者能否為該劇找到適應戲劇審美發展又不失傳統精髓的舞臺表現方式；年輕一代演員能否挑起大梁，完成繼承人藝表演風格、提升自身表演水平的雙重使命。三個現實問題成為擺在重排劇組全體人員面前的最大挑戰。從首演的效果看，我們無疑可以就上述問題作出肯定回答。

　　能夠稱得上是經典的舞臺作品，其衡量標準固然很多，但有一點不容忽視，即具有無限生長的闡釋空間，具有極富歷史、時代穿透力的人文蘊涵。由此觀之，《天之驕子》具備了這樣的品質。該劇圍繞曹操晚年在兒子間選擇繼承人的情節展開，引出了曹氏三兄弟曹丕、曹彰、曹植之間的相互考較、試探、連橫以及反目。全劇情節緊湊，矛盾沖突迭起，似是講述宮廷權力斗爭、兄弟相互傾軋、親情泯滅，但卻隱含著人性的深度，體現著創作者對個體存在價值及其選擇的思索。歷史劇的創作，一方面要有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另一方面，還要有創作者對歷史的發現，人性也好、道德也罷乃至于歷史規律，要有自己對歷史的洞察和啟悟。該劇的成功之處，首先就在于找到了這種“發現”，并將其進行了合乎時代、人性的推進。

　　《李白》《知己》《天之驕子》一同構成了劇作家郭啟宏的“文人三部曲”。不同于前兩部，該劇人物沖突貫穿始終，它依托了“佳構劇”的模式，實際上寫出的卻是權力異化下的文化悲劇。郭啟宏沒有選擇郭沫若式的“我就是蔡文姬”，而是讓自己徜徉于歷史周邊，大膽提出“如果我是怎么辦”這樣一個富有現代性意味的追問，促使該劇跳出了一般的人性思考，進入到更深層次的精神觀照。表面上看，郭啟宏感喟的是曹植性格的悲劇和不平的人生際遇，實際上，他卻將視角伸向了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探尋這種悲劇的文化內因，探討面對權力時的精神困惑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悖謬。“能作梁的作梁，能作柱的作柱，不能作梁作柱的當柴燒”、“桃花紅，李花白，誰說花開都一個顏色？”這些富有禪意的臺詞，似乎在為困惑中難以走出的人指明出路。但如果“我”真正身處其中該怎么辦的疑問，終究還是令無數想尋找答案的人糾結不已。面對權力和人性的本真，個體該如何選擇？劇中的疑問拋給了臺下的每一位觀眾。

　　從舞臺呈現看，無論是空間營造、舞臺調度，還是演員表演、舞美設計，所有的舞臺語匯、戲劇手段、表演方式都彰顯著創作者的精心布局和用心設計。可以說，渾厚大氣、沉穩有力、精致華美，是重排版《天之驕子》的主要風格特色。

　　北京人藝歷史劇的舞臺空間以詩化為美，具有鮮明的文化追求和傳統積淀，表現在：首先，舞臺上并不追求歷史景觀的真實再現，而是借助具有歷史縱深感和濃郁民族氣息的視覺、聽覺符號完成對歷史時代氛圍、人物活動環境的營造；其次，十分注重舞臺空間中虛實關系的處理；再次，借鑒戲曲的表現方式，通過演員的表演、角色之間的對話實現空間的自由切換，突出演員在形成舞臺空間意義中的核心作用。在該劇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些美學的基因。但導演唐燁并沒有亦步亦趨，而是根據時代審美的變化，增加了貼近當代演劇發展的新內容，在古典與現代、共性與個性、繼承與創新的融會貫通上進行了新的嘗試。整場演出，我們既能看到唐燁一貫的藝術風格，追求空間的自由度，運用光和面構成空間格局，視覺上的畫面感等，又能看到她對歷史劇的新發現、新融合。筆者認為，有三個關鍵詞特別值得關注：

　　色彩——以黑色和紅色為主調，營造出歷史的縱深感和宮廷權力斗爭的激烈。以此為背景，在每一次場面調度、矛盾沖突的呈現上，導演都采用了不同色彩的燈光加以輔助，最大限度地將人物置于舞臺的焦點，將人物內心世界的波瀾、相互之間的較量以最直觀的方式表現出來。此外，在服裝的運用上，無論是“繡虎”曹植的藍白為主色調的長袍，還是曹丕黑紅為主色調的帝王裝束和曹彰的紅色將裝，都以鮮明、獨特的色彩符號暗示著每個人的性格和命運，顯示了創作者精致、唯美的審美追求。

　　意象——在舞臺空間布局上，巨鼎、神獸、大型移動景片既構成全劇的主要布景、道具，又成為演出中極富象征色彩的意象符號，不斷引領觀眾對劇作主題意蘊的思考。位于舞臺后方的巨鼎，高高在上，象征著社稷和權力，每到劇情的關鍵關節，如曹操權力交接、兄弟三人相互紛爭時，它都會出現并審視著舞臺上發生的一切。而位于臺口兩側且面目猙獰的神獸，恰恰窺視著舞臺和巨鼎，與巨鼎構成“品”字型的空間結構，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牽制的“穩定”狀態。神獸覬覦著巨鼎，可以看作是劇中曹氏兄弟始終難以擺脫的權力欲望，同時，也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結構的隱喻，是對權力至上和權力欲望的影射和批判。

　　意境——舞臺上，導演除了用大量的場景展現宮廷內斗、派系紛爭、兄弟反目、殺身取義等情節外，還以寫意化的手法，對一些涉及人物命運走向、內心抉擇的細節進行了詩意呈現，創造出亦真亦幻、亦夢亦醒的意境美。如當阿甄被曹丕賜死時，舞臺瞬間轉暗，一束亮光打在阿甄身上，此時，一條長長的白練從空中緩緩飄下，這種死亡的處理方式，不僅沒有弱化阿甄的悲劇色彩，反而強化了她精神世界的無瑕與純粹，突出了宮廷斗爭的無情與殘忍。又如，劇終，曹植在結束與曹操、曹丕的“對話”后，伴隨著音樂聲，走進虛幻的夢境，這里女子翩翩起舞，他漫步其間，似在尋找頭飾靈蛇髻的阿鸞，又似在迷亂的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影子，直到曲終人散，他獨自徘徊于幽暗的歷史深處，在《洛神賦》的吟誦中，頓悟出“桃花紅，李花白，誰說花開都一個顏色”，大幕驟然閉合。這樣的結尾方式，別致、巧妙，耐人尋味，富有禪的意境，給觀眾留下了無盡的回味余地。

　　此次重排，北京人藝大膽啟用年輕演員擔當主角，首演下來，盡管在情感投入、臺詞韻律、形體動作上還有進一步的提升空間，但總體上看，這些年輕演員出色地完成了塑造角色的任務，再現了北京人藝歷史劇的獨特韻味。該劇人物塑造上的特色在于沒有做簡單的是非曲直判斷，也沒有用傳統的二元對立模式進行人物界定，而是努力呈現人性的復雜、情感的豐富。像曹丕隱忍兇狠，但有文采謀慮，常常處于權力、親情、愛情的沖突當中；曹植才華橫溢、廣納賢士，但缺乏主見、感情用事。兩位年輕演員緊緊抓住了人物的行動線，通過較為準確的動作語言，傳達出了人物之“神”。這里，兩人的三次對手戲格外精彩，一次是銅雀臺之上，兩人圍繞繼承權的角逐；一次是雍丘，兩人共同懷念成長往事，最終不歡而散；一次是魏宮之內，曹丕出“無題”詩，曹植悲憤之下吟誦《七步吟》。歷史的深意、審美的意趣，乃至全劇的人文蘊涵，正是借助兩人細膩的表演，真摯自然地流淌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