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參與偉大變革才能產生偉大作品

　　《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高緯度戰栗》，陸天明著，花山文藝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192.00元

　　“我聽見美國在唱歌……”每一次讀到惠特曼的詩，陸天明總會追問自己：你傾聽中國在歌唱嗎？你聽見中國的歌唱了嗎？你明白中國的歌聲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傷和沉重、幽思和期待嗎？

　　他還喜歡惠特曼的另一首詩：“一只沉默而耐心的蜘蛛，/我注意它孤立地站在小小的海岬上。/注意它怎樣勘測周圍的茫茫空虛，/它射出了絲，絲，絲，以它自己之小，/不斷地從紗綻放絲，不倦地加快速率。”陸天明說：“我愿意做這樣一只文學的‘小蜘蛛’，去網羅、描畫并放大‘中國的歌聲’。”

　　陸天明曾在小學三年級里的作文《我的理想》中，表達過自己“要當作家”的志向。這個志向在此后的60年歲月里，從來沒有動搖過。為此，他走過許多彎路，也真誠地放棄過自我，又曾極其痛苦地去尋回那文學創作中絕對不可或缺的“自我”。他也曾經受過許多質疑，甚至屈辱。但是，他仍然以一個“熱血青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文壇，仍然無比真切地關注并全身心地融入這個時代。

　　今年1月，花山文藝出版社推出《陸天明反腐四部曲》精裝珍藏版，包括讀者所熟悉的《省委書記》、《蒼天在上》、《大雪無痕》、《高緯度戰栗》。他始終認為，一個作家和一個民族的文學創作，真正成熟的標志應該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認可，又在文學史的進程中有創造性的突破。中國的文學產生在中國這塊土壤上，又要讓它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它能夠發揮也應該發揮的作用，就不能回避大眾的閱讀接受程度。這套書的再版，再次證明和時代緊密結合、替老百姓說話的文學，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當然，前提是它一定得是“文學的”。

　　讀書報：《蒼天在上》等作品出版這么多年，依然有讀者喜愛。您認為作品具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陸天明：原因很多。但作品本身關注了時代、社會、歷史的發展，尤其比較真切地表達了社會時代和人民的需求是最主要的。“真切表達”這四個字，本身就有藝術含量，同時有社會認知的含量。很多偉大的作家干預社會，參與變革。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還有狄更斯、陀斯托耶夫……所有偉大的小說都關注社會、時代和民眾，并且有很高的文學含金量。當時寫反腐敗小說的時候，我也沒想到20年后這仍然會是中國的重大問題，而且越來越重要。中國要發展，還要在反腐敗上扎扎實實走一步，抓住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問題，表達人們要過好日子的基本愿望。另外，我的作品之所以在這么多反腐小說里還有一席之地，就是有一股正氣，除了文學的因素外，有對未來生活的信心。

　　上世紀80年代到1995年，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黃金十年，但不能否認的是，它又強烈地受到西方所謂的現代或后現代文學理論的影響，覺得文學不能和社會政治掛鉤，小說只要一涉及社會問題便不可能是好小說。有些人更認為文學只能關注自我，只能向作家的內心走，甚至有一段時間，文學還只強調形式美，在語言表達上體現小說自身價值。不再注重寫什么，只關注怎么寫，這就本末倒置了。再比如說，大學里出現“后現代”、“解構”，中國連現代都不是，正在結構，怎么能適用這個理論？生搬硬套西方的創作理論勢必影響到本土的創作思想，主觀愿望是要糾正文革遺留的極左文藝思潮，強調作家找回自我，強調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和人性化，這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某些人那兒，潑臟水的時候把小孩子一起潑掉了，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把文學與社會和時代完全隔離。提倡只面對自我，而不再關注社會和現實，把文學局限在一個很小的自我圈子里，遠遠地脫離開社會和時代，這樣的寫作不可能走遠。為此，一些作家寫到四五十歲就枯竭了，再也不出好作品了。所以我曾經說過，作家和文學回歸自我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實現這第一次回歸后，還得進行第二次回歸，那就是回歸到一個包孕天下、實踐匹夫之責的大我上去，對一個作家來說，是更加重要的事。

　　讀書報：您后來轉向“反腐小說”的寫作，是出于怎樣的原因？

　　陸天明：我曾經兩次上山下鄉，應該是最早寫知青題材的作家。四幕話劇《揚帆萬里》是文革開始最早的知青題材，后來的長篇小說《桑那高地的太陽》被國外研究知青文學的專家評價為是“中國知青文學的第四塊里程碑式的作品”，描寫了知青理想的泯滅，很尖銳。而那時候，我想走所謂的“純文學”的路子，并不是一開始就意識到作家還應該有貼近現實的使命。那時候發生了這么一件事，北京電視臺拍了幾部反映現實題材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編輯部的故事》等，都打響了，我當時所在的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便也想搞一部現實題材的作品。我當時就意識到反腐敗是很重要的題材，就報了上去。但那會兒，沒有故事也沒有人物，也沒有梗概，但是題目有了，就是“蒼天在上”。當時就想替老百姓吶喊一聲，這是多年來埋在心里的。 

　　《蒼天在上》出版后，立即火了，據說全國各地書店去上海文藝出版社要書的人，把柜臺都擠倒了。同名電視劇播出后，收視率最高時達39%，每集電視劇播完，我家的電話鈴聲就響了，各地觀眾來電話和我討論劇情。天天如此。這強烈地觸動了我，讓我感觸到，如果你替百姓說話，百姓會給你回報，文學就是要當百姓的傳聲筒。

　　讀書報：這些作品在當時都是非常敏感的題材，出版是否出遇到一些困難？

　　陸天明：當然要遇到各種困難。要闖禁區。比如，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能不能呼喚蒼天？單是“蒼天在上”這個題目就有爭論；反面人物能不能寫到副省級？一號英雄人物能不能有不好的結局？等等。這其中的幺蛾子太多了。《蒼天在上》寫了五個半月，為該不該拍攝，卻爭論了五個半月。過程中差一點被禁了……最后爭取到順利播出，才松了一口氣。像《蒼天在上》和《大雪無痕》的電視劇在播出前沒有人為它做任何一點宣傳和炒作，都是默默地播出，完全是在播出過程中火的，是靠觀眾的嘴和心把它們炒火的。這一點，現在來說，既讓我自豪，也仍有一點心酸。

　　讀書報：同樣是寫官場，您的作品稱為“主旋律”被大力弘揚，但是也有很多被貼上“封條”。

　　陸天明：實事求是地說，有人說它是“主旋律”，但基本沒有人大力弘揚它們。評論界一直保持沉默。“大力弘揚”它們的只有讀者和觀眾。對于主旋律，有人質疑，也有人蔑視。主旋律是一種客觀存在，任何歷史階段都有其主要的歷史使命。表現一個民族和人民為實現這個歷史使命和主要生存狀態的作品就是我們所說的“主旋律”了。每個歷史階段都應該有這樣主調式的作品，比如在抗日時期，當然不能只有沈從文張愛玲式的作品，必須要有《黃河大合唱》那樣的主調和主旋律。現在有反腐作品，也有一種叫官場小說的作品。反腐小說和官場小說質的區別在于是不是“反”腐。嚴格說，一個是寫怎么反腐的，一個是寫怎么腐敗的。我歷來認為，反腐或揭黑題材的作品都能成為很好的小說。關鍵看作品里到底有多少精到的文學元素。

　　讀書報：寫反腐小說，好像很少有人像您這樣還深入生活去采訪。

　　陸天明：寫《蒼天在上》時沒敢下生活，擔心被采訪者會對號入座。偏偏這部作品有一個大的巧合，書中描寫的案子和陳希同的案子相似。這大概也是這部作品當時會轟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人問我是否事先知道陳希同要出事？我當然不知道。也不可能讓我知道。之所以相似，完全是因為對平時積累的生活素材進行了分析和提取。《大雪無痕》和《省委書記》寫得更艱難，這兩部作品是下生活寫的。因為題材敏感，下生活就受到阻力。甚至很大的阻力。但你要貼近現實，就得下去生活，把握生活的脈絡，感受社會和人發生了什么變化。這也是我一直堅持的一個習慣：每每寫完一部作品，就要看幾本書，找機會到生活中去走一走，呼吸“新鮮空氣”。

　　真正的作家偉大的作家一定要參與到國家民族的變革中去。不參與進去，憑什么要人民尊奉你為作家？否則就只是文字匠。90年代中期后中國文學一度出現萎軟蒼白的根本原因，就是那會兒文學越來越脫離人民了。

　　讀書報：一方面，讀者希望讀到您的作品，但是我也在考慮，畢竟有些是20年前的作品，當時描寫的腐敗現象和現在是否有很大的差別？現在重版，還能說是貼近現實嗎？

　　陸天明：不能狹隘理解文學藝術的“貼近現實”。文學藝術不是新聞報導。不可能只寫昨天發生的事。它的貼近，是本質上的，不只時間上的“近”。腐敗手法和反腐手段一定會有變化，但我們寫反腐小說，主要不是靠腐敗和反腐的手段來吸引讀者。也不應該只靠這些東西來賣錢。文學作品不是反腐報告。作家應該提供給讀者對人物形象和對社會深刻剖析的優秀作品，有獨到的語言表達和思想亮點。這些對于一部反腐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讀書報：相對于作品的影響，評論界的關注似乎不夠。您介意嗎？能否告訴讀者，您要寫的作品是什么？

　　陸天明：說完全不介意是假的。但真的無所謂了。評論界不關注優秀的反腐文學創作，只能說明他們不稱職，他們的蒼白。再說，評論界不關注又能影響什么呢？現在又有多少人會關注中國的當代評論呢？有一位政治家對我說過：天明，你的創作只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就足矣。時間將證明一切。我現在只有一種緊迫之感，還沒有寫出自己最滿意的東西，還不能放下筆。我想寫“中國三部曲”，寫出中國人這三十年的生存感受。我希望在文學上總結自己多年來正反兩方面的教訓，總結九部長篇的心得，也把我這一生的社會糾結、掙扎和體驗寫進去，最好能夠寫出十三億人的生存感受。我現在只想問自己：陸天明，你能做得到這一點嗎？趁你還干得動的時候，好好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