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瑞恰茲在《文學批評原理》中的一段話說出了我此刻的感觸，他認為一位批評家要具備三個條件：“他必須是個善于體驗的行家，沒有怪僻，心態要和他所評判的藝術作品息息相通。其次，他必須能夠著眼于不太表面的特點來區別各種經驗。再則，他必須是個合理判斷價值的鑒定者。”

　　文學批評是一種精神共享的方式，是對自我感受的檢驗，是一種心靈的到達。在對“打工文學”的批評中，我努力用自己的心靈去和批評對象進行深層對話，希望與所評論的文本做到“息息相通”，獲得審美心理上的共振。二十年前，作為一個“農民工”進入東莞之后，我的寫作、我的人生命運都與“打工”這兩個字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呼應。時空的遷延形成了生命自身的秘密。從寫“打工詩歌”，到寫“打工文學”評論，我一直沉緬于從鄉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苦旅。早期寫作的“打工詩歌”作品可以看作是我個人的精神傳記和生存的證明，后期寫作“打工文學”評論，則使我看到那么多類似的心靈在文學里穿行和歌哭，連接著大地、肉身與靈魂的軌跡。“打工文學”有其自我證明的力量，保存了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生存記憶與內心經歷，催促我們追尋不斷重生的過去。“打工文學”作為一種審美存在，是嵌于現實之中的“他者”，它在本質上對現實秩序及其經驗表象保持了天生的警惕和敏感，提供了對于歷史存在的深刻理解，表達了對現實世界的有力批判。我希望自己的文學批評能從一個親歷者、在場者的角度去感知與呈現“打工文學”的意義世界，理解“打工文學”所涉及到的個體生存經驗以及作為社會群體的“類”的生存經驗。當然，親歷性經驗有時也可能成為一種局限。在本書的寫作中，我也試圖突破經驗的邊界，“能夠著眼于不太表面的特點來區別各種經驗”，評估“打工文學”的多重價值。

　　合理判斷“打工文學”的價值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可能最終還需要由歷史來鑒定，但這并不意味著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就沒有意義。托馬斯·艾略特在《宗教與文學》中指出：“文學的‘偉大價值’不能僅僅用文學標準來測定；當然我們必須記住測定一種讀物是否是文學，只能用文學標準來進行。”這是在二元對立交織成的關系網絡中鎖定文學。艾略特保持了對文學本體與功能的平衡關注，而不是偏執于一端，他以辯證綜合的批評觀念取代一元話語的理論獨白，將批評話語導向復雜的文學生態場域。艾略特的論述緩解了一元話語的闡釋性焦慮，為整體性詩學提供了理論話語資源。整體性詩學是西方文論中一個影響十分廣泛的批評理論，即使是歐美新批評與俄國形式主義也是內外兼修，并不是單純的形式主義批評，他們關注的是整體，都對文學進行了全方位的審視。對“打工文學”的研究需要文學的整體觀，需要調動一切話語類型，需要突破學科本位主義的束縛來考察文本的經驗書寫，就像我們的內心感覺與思考不會受到學科的束縛一樣。從整體性的立場來理解與評介“打工文學”，具有引發問題深入探討的可能性。我希望種種不同的、有時彼此互不相容的學術思想與觀念學說，在對“打工文學”的闡述中得到對比與分析。“打工文學”有很多不同的“場”，實際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文學。“打工文學”寫作，在藝術主張和審美追求上呈現了極其復雜和多元的形態。“打工文學”的存在價值或許已經超出了我們對文學自身的議論，不能僅僅用文學標準來測定，但測定一件具體的“打工文學”作品時，仍要把它放在文學的語境里觀察，它首先必須是文學，是好的文學，有了這個基礎，才能有其它的承擔，才能真正實現文學話語與其它話語的互相滲透。一些好的“打工文學”作品，其本身的審美構造賦予了其自身的價值。對于某些“打工文學”作品來說，重要的不是它寫了“打工”，而是它的精神標高和審美之維。一件文學作品不管“寫什么”，其最終的價值取決于“寫出”或如何“寫出”。文學批評對作品的選擇來自這樣的價值判斷，甚至可以說，選定了研究對象，就已經公布了價值判斷的結果。

　　更多的時候，我對文學的“偉大價值”產生了無邊的質疑，套用希尼的話說，某種意義上，文學的功效等于零。文學來自人們對絕對經驗的渴求，而這種渴求在現實中無法滿足，文學經驗只能在文學形式本身的限度中得到理解。對于世界而言，文學的力量微乎其微。在這個讓人自豪又令人沮喪的工業時代，我常常感覺到文學話語的孤寂和無力。這印驗了休姆在《語言及風格筆記》的一段話：“當我們在藝術品中看到礦工和手藝人時，他們造成的印象與礦工的情感沒有任何聯系，也絲毫沒有使礦工的生活變得高貴些。他們只是畫布上一團模糊的光和影。鏡子里的反映物沒有縱深度。”所有的“打工文學”作品都不過是“文學家們虛構的場合和姿態”，真正貧弱的打工階層則緘默無言，他們才是“打工文學”的真正書寫者。二十年來，我和我的家人全部參與了“打工文學”的寫作，我的家就是一部多聲部的非虛構“打工文學”作品。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制造業名城東莞，我的出生地——我故鄉那個已經消失了的小鄉村，都是“打工文學”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比本書所評介的“打工小說”“打工詩歌”“打工散文”更復雜更震撼人心的內容。去年，馬爾克斯“授權版”《百年孤獨》在中國出版的時候，我故鄉的村莊正像小說中的馬貢多鎮一樣“被颶風刮走，并將從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我的故鄉同構了小說所描寫的場景。我曾萌生為故鄉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想法，并想好了片名《最后的村莊》。現在，故鄉已經不再給我這樣的機會。因為農民進城打工，過去十年，中國總共有九十萬個自然村像我故鄉的那個小鄉村一樣消失了，平均每天消失近百個村落。在這個以加速度前行的時代，后鄉土中國呈現出的“魔幻現實主義”形象譜系，超過了馬爾克斯們的想象力。面對當下復雜的城鄉經驗，“打工文學”對后鄉土中國的書寫，也許還只是一個開始。“打工文學”有著繼續生成的可能性。作為對正在發生的文學事實的介入，本書對“打工文學”的研究，僅僅提供了未完成的描述。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中的很多章節，曾作為獨立文章，在《讀書》、《天涯》、《文藝爭鳴》、《南方文壇》、《民族文學》、《藝術廣角》、《當代文壇》、《小說評論》、《文藝理論與批評》、《揚子江評論》、《理論與創作》、《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粵海風》、《文藝報》、《中國藝術報》等報刊發表過，部分文章被《新華文摘》、《新華文摘精華本》、《〈讀書〉三十年精粹(1979-2009)》、《書摘》、《中國學術年鑒》、《北大年選》、《新世紀文學研究》、《散文選刊》、《2009中國隨筆排行榜》等選刊、選本所轉載。上述刊物、選本的主編和編輯，是我應該永遠感謝的人，沒有他們的支持與鼓勵，我對“打工文學”的研究不可能堅持至今。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廣東省社科規劃項目、廣東省重點文學創作項目的最終成果。對于國家社科規劃辦、廣東省作家協會、廣東省社科規劃辦、東莞理工學院、東莞市文聯等單位給予的支持和幫助，對于花城出版社，尤其是本書責編張懿女士細致認真的編輯工作，在此一并致謝！

柳冬嫵

2012年冬月25日于東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