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應松：要做生活的炸彈而不是鞭炮

　　文/本報記者楊揚 圖/本報記者程平 實生習王盼歆

　　人物素描

　　記者剛走到湖北省作家協會的辦公樓門口，一個中年男人騎著自行車晃身而過。“您是陳應松老師嗎？”聽到詢問，正在鎖車的男人直起身子，一揮手，道：“就是我啊。”

　　陳應松，現任湖北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院院長，魯迅文學獎得主，曾連續五年進入中國小說學會的“中國小說排行榜”中篇小說十佳。

　　關注過他微博的人不難發現他對重大民生、現實問題的關切，他對底層人群的心腸是柔軟的；與之對應的恰是他文字的粗糲、強硬，于是才有了《太平狗》、《馬嘶嶺血案》、《松鴉為什么鳴叫》中毫不手軟、刀刀見血的寫作，這背后是作家對生命深刻的理解與同情。

　　在底層體驗這個時代

　　2000年去神農架掛職，創作出“神農架系列”之后，陳應松的小說被視作“底層文學”的代表。他的作品走出去了，他卻更頻繁地“回家”——精神的家鄉，他寫作的第一現場，他熱愛的山林和鄉野。他說“作家不能在‘溫柔鄉’里安樂死”，這個赤子情懷的男人已經建立了自己精神的高地，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作家一旦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就占有了一種精神資源，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正因為能從熟悉的土地中尋找到“陌生”的感悟，陳應松愈加堅持行走于故鄉的田野。2009年，陳應松去荊州掛職。2013年1月，他的中篇小說集《一個人的遭遇》出版，陳應松撥開眼花繚亂的亂象，呈現出一個平日新聞信息中不曾看到過的鄉村。與此同時，他在創作談里反復強調：“我的筆，想發現我們生活深處可怕的現實存在，我已多年沒寫什么苦難了。”

　　是什么讓他的態度如此激烈？陳應松說：“我堅持用平等的、低姿態的方式去展現底層困境，但絕不是某些人眼中單純地寫苦難，這是他們對底層文學的污名化。近年來最好的小說幾乎全是寫底層的，底層文學是時代的先鋒，它影響了新世紀文學的走向，甚至影響了部分政治生活。我的《狂犬事件》、《太平狗》等作品關注了三農問題，在文學越來越專業化、貴族化的今天，強烈地、直接地表達農民的心聲，和其他作家、其他學者們共同努力推動了取消農業稅的變革。”

　　這個拒絕被“圈養”的作家，想通過小說提請大家共同思考一些東西，想寫出歡樂表象下面地痛苦。“中國到了一個路口，只有去底層才能發現問題”。但在那里，他也遇到有人阻止他對農村現狀的調查。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采訪？陳應松自有一套辦法，他盡量避開接待，不要人陪同，自己坐車、步行。當他發現一個受訪人有價值時，會不動聲色地故意扯閑，保持很長時間的普通聯系，等那人信任自己以后就把事情真相和盤托出了。用陳應松的話說：“對某事無法弄清真相，可以把這種無法弄清真相的事實端出來，也是一種真相。”在他新近結集出版的《一個人的遭遇》里，寫到了這種不能到達的“到達”，使他的作品充滿了一股濃濃的真實生活的氣息，他所有小說的故事都全部來自生活。

　　神農架是我創作的“根據地”

　　很多作家的寫作都有一塊“根據地”，比如莫言的山東高密鄉，賈平凹的秦川大地，而神農架就是陳應松小說創作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他后來大部分作品的題材。很多人都想當然地認為，作家寫得最好的是自己的家鄉，至少是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而神農架之于陳應松，顯然二者皆非。

　　陳應松曾寫過《黑艄樓》、《黑藻》等船工題材的作品，甚至一度被歸納為“打工作家”，但沒有得到文壇普遍認可。而后，他又寫過一些農村題材的小說，但還是沒有普遍反響。直到2000年，44歲的陳應松去神農架掛職，他的寫作才開始改變。

　　“那時我在武漢已經生活了15年，但我對武漢沒有好感，幾乎是在漂泊。之前甚至連住房都沒有，曾租住在三官殿。后來我搬進了作協大院，但我對大院封閉的生活十分厭倦。那一年，兒子上了大學，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所以我就想暫時離開作協院子，離開城市。為什么我沒去恩施、大別山呢？一切都是機緣巧合。”原來早些年陳應松曾想調至神農架工作，但未成行，而發現漢族首部創世史詩《黑暗傳》的神農架林區文化干部胡崇峻又一再勸說他去那里看看，這幾重因素讓陳應松產生了一股直接的沖動，要去離現在生活圈子最遠的地方，神農架是最佳選擇。

　　“陌生”給陳應松帶來的誘惑太大了，大到因水土不服，在半夜被山民抬下山搶救他也沒想過離開。他坦言：“直到那時，我仍然不清楚自己能寫出什么，我根本不是為了形成某種風格才去的。”

　　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不斷碰觸到讓他驚呼的素材，“以前我總看別人寫山里的妹子多么天真水靈，漢子多么憨厚樸素，也許那些作者對身邊的生活太過熟悉，即便是那些讓他們不太舒服的情景和事件，也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可當我看到了不見天日的密林里，那些爬滿青苔的石頭和大樹；看到18歲的大姑娘祖孫三代睡一張床，那種不可想象的貧窮；我聽到打豹英雄陳傳香的故事，神農架的最后一只豹子死得那么孤獨和慘烈，陳傳香這個昔日在舞臺上做報告的女英雄，生活中卻那么凄傷……這種沖擊對我前所未有，強刺激給了我寫作靈感。那種長久的悲憤和不平讓我一定要把這個故事寫出來。”

　　正是這種樸素強烈的傾訴欲，讓陳應松滿含深情地去書寫這片陌生的土地，打破了前人對山區書寫的臉譜化、浪漫化、平面化。

　　2004年，在陳應松走進神農架大山4年后，他的小說《松鴉為什么鳴叫》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自此以后，陳應松明白自己擅長寫什么，不能寫什么。也才有了自己的精神坐標——神農架。陳應松說：“神農架是我心中溫暖的山峰，我將懷著虔敬，終身仰望它。”

　　作家寫一本小說就是僧人磕一個長頭

　　就像陳應松與神農架神秘的緣分一樣，他與文學的緣分也實屬偶然。1956年，陳應松出生在湖北公安縣一個叫黃金口的小鎮，且不說楚文化博大精深，“公安派”獨抒性靈的熏陶，小鎮水路碼頭交通便利，當時很多所謂的“毒草”小說在那里都能看到。“作為一個裁縫的兒子，什么《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牛虻》這些書我都能接觸到，都看過。”

　　可少年時的陳應松最愛的還不是寫作，而是畫畫。陳應松當知青時，因為會畫畫，被借調到水利工地指揮部辦公室，這期間，他寫了很多快板詩。后來他寄了兩首詩給縣文化館。在他自己都忘記這碼事時，他在長途車上偶遇文化館的創作輔導干部陳善文老師，并告知詩在他們刊物發表了，對方鼓勵他繼續寫詩。“如果當時我認識的是一位搞繪畫的老師，我可能就會繼續畫畫了”，命運就是如此奇妙。1982年，陳應松借調到縣文化館工作，1985年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插班學習。由此，陳應松走上了他稱之為的“如同坎坷血淚史的文學路”。

　　陳應松的小說里經常用詩歌呼喚神性，甚至直接引用《圣經》，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沒有信仰是很可怕的。”那么，他本人又信仰什么呢？

　　“寫作對我來說就是一種信仰。試想，每天7點起來就坐在書桌前，這種儀式感難道不類似宗教嗎？寫作決定了我的生活方式，解決了我對生活態度的迷惑，它不就是我的宗教嗎？我去甘孜，看到那些信徒一路磕長頭，去拉薩。他們太偉大了。寫一個作品，就等于作家磕了一個長頭。”陳應松頓了頓，篤定地說道：“而作家，則要用一輩子的寫作抵達文學的拉薩。”

　　采訪實錄

　　1.問：聽說您至今仍堅持手寫小說，而非電腦打字？那您的小說修改幅度大嗎？

　　答：是的，我從來就是手寫，不習慣在電腦上操作。我喜歡修改自己的作品。所謂的“改”，大多時候就是重寫，不是在電腦上小修小改。我的《松鴉》、《狂犬》、《馬嘶嶺血案》都是重寫過的，不滿意就推倒，一直寫到滿意為止。這樣雖然費力費時，但可以保證寫出來的東西，每一個小說都對文壇有殺傷力。年輕時我10天就能寫出一個中篇，現在我一年只寫兩三個，就是為了保證質量。我希望每一部作品投入到文壇中都是炸彈，而不是鞭炮。

　　2.問：您喜歡哪些外國作家的作品？能推薦一本您最近閱讀的書嗎？

　　答：我喜歡的外國作家很多。或者說我只喜歡外國作家的作品。最喜歡的還是南美作家們的。我最近讀的一本好書是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的小說集《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