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煥民：一輩子做好一件事

藏族女孩(版畫) 1958年

李煥民

　　提起剛剛榮獲的“中國美術獎·終身成就獎”，李煥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還真沒把我自己看成什么人物，我就是一個美術工作者。給我這個‘終身成就獎’，我覺得高了，我自己的位置很清楚，沒法和徐悲鴻、彥涵這些前輩比。徐悲鴻先生才活了58歲，就辦了那么多事。”

　　本報實習記者   馮智軍

　　人物名片

　　李煥民，1930年生于北京。1947年入北平國立藝專學習，1948年奔赴解放區，建國以后調中央美院“美干班”學習，1951年畢業后調四川美協工作至今。李煥民的藝術成為記錄藏族地區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巨變的史詩，是新中國版畫藝術的一座高峰。1996年，獲中國版畫家協會“魯迅版畫獎”；2008年，獲中國文聯頒發的“造型藝術成就獎”；2013年1月，榮獲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美協共同頒發的“中國美術獎·終身成就獎”。

　　83歲的李煥民，滿頭銀發，有著典型的北方漢子的體魄與直爽的性格。李煥民的妻子黃德珍，也是一名優秀的藝術家，在采訪時總是默默地在旁邊，嫻靜淑雅。她說：“來北京的前一天，李煥民還剛剛又刻了兩張版畫。” 而熟悉李煥民的人都知道，他的家里堆了好多刻了一半的作品，李煥民說：“刻的不好，自己也不好意思拿出去見人。”

　　當聊到有沒有做個回顧展之類的計劃時，李煥民說得更為樸實：“做展覽不僅我費勁，大家也都跟著費勁，我自己把時間耽誤了，還把人家的時間耽誤了。所以我現在唯一想的就是過去體驗了這么多生活，有那么多的資料，還有很多的想法，我怎么樣趕快落實到紙上。給后人留下一些我們這個時代的思考和痕跡，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采訪就這樣徐徐展開，李煥民對自己的藝術之路，說的最多的詞就是“幸運”。

　　美術文化周刊：您這一生創作了大量杰出的作品，回過頭去看這60多年的藝術經歷，您有什么感想？

　　李煥民：有幸的是我該窮的時候窮了，該受壓迫受罪的時候受了，該起來革命的時候我起來了，該深入生活的時候我也去了。我覺得這是非常幸運的。

　　日本入侵中國的時候，我們家就分崩離析、家破人亡了，我當時被迫離開了北京，我哥哥也送人了。小時候窮人在大街上撿菜葉，還有日本人的皮靴，這種民族的悲慘命運，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抗日勝利后，我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后投奔到解放區。因為我是國立藝專出來的，當時就進了華北大學文工團，還讓我搞美術。一個人最幸運的，就是你最喜歡做的工作和你正在做的工作是一致的。

　　后來從中央美院畢業，總想到西藏，到了1953年我如愿以償了。一個人能夠幸運地參加社會的大變革，體會從農奴制到社會主義的變化是千載難逢的事情。這也是我的幸運，有幸碰到了這么一個偉大的社會變革時代。

　　我有幸有這種體驗與積累。

　　美術文化周刊：您畫了一輩子西藏，感覺一直沒有畫夠。而且從您的作品中能夠看到不同于現在浮光掠影式的寫生，您已經融入了他們的生活。

　　李煥民：從1953年開始，只要能走得開，我就每年都去高原，一住就是半年，最長的一次是9個月，等于把我的漢族身份全部忘掉，進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

　　一個人一輩子，究竟能干多少事啊？一輩子能夠干好一件事，就算不錯了。現在回頭看看，我感覺我走對了。我覺得一個畫家，之所以能夠畫出一些畫，是他內心里原有的、深深藏著的感情，與現實的時代與感情融合起來，深深地打動了你。

　　美術文化周刊：可能您的感受更深，我們這些沒有經歷過那些時代的人，沒有您那種切膚的感觸。

　　李煥民：我受過壓迫，這種感覺和藏民從農奴制度解放出來的感覺，是有可以碰撞的地方。這是我創作的動力，是掏心窩子的感觸。《初踏黃金路》畫的是秋收。秋收場面多了，為什么選取那個走路的場景，而且是走的自由自在？我自揣同我的經歷都有關系。

　　當然了，光有激情動力不夠，還要懂藝術規律。懂得如何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帶有普遍性。我就試圖把藏民的靈魂和體態、內容和形式，糅合成一體，找那種酥油味，找那種神韻。

　　美術文化周刊：您這一生，創作了這么多優秀的作品，您自己感覺最滿意的是哪一幅作品？

　　李煥民：如果從情感的真實和細膩來說，我覺得是《藏族女孩》。1958年還沒民改，普通藏民還有些不太敢接近我們，來了生人小孩子就都偷偷地看，那種又好奇又怯生生的感覺特別動人，引起了我很多聯想，尤其是看到希望的那種。我們小時候，被日本人統治的時候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對這種看待新鮮事物的眼神，有著發自內心的感動。

　　這個小女孩不是具體的哪一個小女孩，是很多感覺綜合起來的。那些孩子要么靠在門框上看你，要么靠在帳篷邊看你，要么躲在媽媽的身后看你。我發現這挺有意思，我就把她靠在畫框上，就這么一個小小的動作，畫面就活了、通了、運動起來了，有著過去、現在和未來在里邊。

　　美術文化周刊：感覺您的作品里一直透露著這種真實感，用真來打動人。

　　李煥民：我喜歡看真的，喜歡看紀錄片，看歷史的真實。那我畫也要畫真的，給人們真格的。你看電視時什么時候會流淚？有時我老伴就問我，你眼角怎么了，怎么有紙，我就說沒事，其實是掉淚了。什么時候掉淚，不是最艱苦的時候，是奉獻之后被人理解的時候，那種感情的溝通更讓人感動。

　　美術文化周刊：您去年作了一張《豆選》，延續了您的西藏系列，就像一個西藏大事記一樣，把西藏的歷史都給串接起來了。

　　李煥民：我就想這樣做，我進藏畫了《高原峽谷》，然后是西藏民主改革、西藏自治區大會成立等一系列的進程，但是缺一張民主選舉，現在把它補上。

　　當然不是沒有感情的政治宣傳，我一直主張既要說事，也要說美。用美去說事。藝術上的說事，不是講故事，是一種典型化。比如《馬踏飛燕》這件雕塑，說事，是說大漢雄風這個事；說美，馬的姿態如同天馬行空，如此的自由飄逸，這個美又和大漢雄風的主題聯系著。

　　美術文化周刊：對當下的藝術創作，您有什么樣的建議？

　　李煥民：我們這一代是為新中國美術奠基，現在的年輕一代是為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而創作。我們這些美術工作者，都要把這個責任擔起來。既要有深厚悠久的民族氣派，又要有嶄新的時代精神。既要對國外的藝術非常熟悉，又要對中國傳統有深入的研究，同時還要跳出來。我們要畫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畫中華民族的魂。學習外國的先進成果，但不當盜版者；學習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但不當“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