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我試圖發(fā)現(xiàn)梁莊的哀痛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師梁鴻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河南穰縣梁莊，在五個月中，她對梁莊的老人、婦女、兒童，以及梁莊的自然環(huán)境、文化結構、倫理結構和道德結構進行了考察，用紀實的方式寫出梁莊人的故事，最終以《中國在梁莊》為名出版。新書出版的那一年，許許多多人記住了“梁莊”這個村名，觸摸到中國大地上這個普通鄉(xiāng)村的命運。而梁鴻，也因此被稱為“當代鄉(xiāng)愁的記錄者”。

　　“但是，這并不是完整的梁莊，梁莊生命群體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國各個城市的打工者，‘進城農(nóng)民’——還沒有被書寫。他們是梁莊隱形的 ‘在場者’，梁莊的房屋，梁莊的生存，梁莊的喜怒哀樂都因他們而起。只有把這群出門在外的梁莊人的生活狀態(tài)書寫出來，梁莊才是完整的梁莊。”梁鴻說。2011年1月和7月初，她重回梁莊，著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莊人的聯(lián)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時間里奔波于中國的各個城市，采訪他們，并創(chuàng)作了《梁莊在中國》，發(fā)表于今年《人民文學》第一期。

　　在城市里，梁鴻筆下的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更多地被稱為“農(nóng)民工”。但真正呈現(xiàn)出“農(nóng)民工”的生活，呈現(xiàn)出這一生活背后所蘊含的制度邏輯、文明沖突和性格特征，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并非因為沒有人描述過或關注過他們，恰恰相反，而是因為被談論過多。而農(nóng)村與城市在當代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被大量地簡化，簡化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沖突，簡化為一個線性的、替代的發(fā)展，簡化為一個民族的新生和一個國度的興起的必然性。實際上，在這一思維觀念下，農(nóng)民工非但沒有成為市民，沒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農(nóng)民化’。”梁鴻說，“我想通過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只有把這群出門在外的梁莊人的生活狀態(tài)書寫出來，梁莊才是完整的梁莊”

　　記者：您上一部《中國在梁莊》的主角是留守梁莊的村民，是一批守著梁莊的人。而這部《梁莊在中國》，您則是從梁莊出發(fā)，到南陽，內蒙古，北京、鄭州、南方的廣州、深圳、以及青島，再回到梁莊，記錄的多是那些本應成為鄉(xiāng)村社會中堅力量，卻紛紛遠走他鄉(xiāng)的梁莊人的生活。這些外出務工者在梁莊的總人口中占了多大的一個比例？

　　梁鴻：在本書中，我以梁莊四個大家庭的子孫們——福伯家，五奶奶家，梁賢生家，韓恒文家——在中國城市的生活軌跡為核心，輻射其他梁莊成員、梁莊親戚和一些吳鎮(zhèn)老鄉(xiāng)，描述進城農(nóng)民的命運、生活狀態(tài)和精神狀態(tài)。這些外出務工者應該至少占梁莊人口的二分之一吧。周邊的村莊也無一例外。

　　記者：從梁莊的“里”，寫到梁莊的“外”，您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確定了這本新作的寫作方向和主題？

　　梁鴻：對我自己而言，寫《梁莊在中國》可能是《中國在梁莊》之后一個自然的行為吧。如果說《中國在梁莊》寫的是梁莊人在梁莊的生活，那么，梁莊生命群體的另外重要一部分——分布在中國各個城市的打工者，農(nóng)民——還沒有被書寫。他們是梁莊隱形的“在場者”，他們進入了中國哪些城市？做什么樣的工作？如何吃？如何住？如何愛？如何流轉？他們與城市以什么樣的關系存在？他們怎樣思考梁莊，想不想梁莊，是否想回去？怎樣思考所在的城市，怎樣思考自己的生活？他們的歷史形象，是如何被規(guī)定，被約束，并最終被塑造出來的？只有把這群出門在外的梁莊人的生活狀態(tài)書寫出來，梁莊才是完整的梁莊。

　　而從大的層面來講，雖然我們同在中國，同在一個小區(qū)一棟樓一輛公交車，我們知道、了解那些在城市“討生活”的梁莊人嗎？我們不知道。當代的中國生活處于一種高度的分裂狀態(tài)，互相的漠視、距離和生活的差異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農(nóng)民工”已經(jīng)成為一個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歧視、不平等、對立等復雜含義的詞語，它包含著一種社會成規(guī)和認知慣性，會阻礙我們去理解這一詞語背后更復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我想通過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思考、理解梁莊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正如這個時代和所有人一樣，‘我終將離梁莊而去’，也最終將無家可歸”

　　記者：在遍布全國各地的梁莊人身上，讀者可以見到大部分進入城市的農(nóng)村人士會遇到的現(xiàn)實問題：速成婚姻的物質要求，農(nóng)民在進入城市后物質和精神上雙重的無所皈依，年輕人在現(xiàn)代工廠中的機械工作處境，等等。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似乎大部分都默默地承受了這種人生的不公平，并沒有太多精神上的反抗或者反思。您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梁鴻：生活、歷史、政治、制度從來沒有給農(nóng)民真正的縫隙，讓他們感受到真正的光亮。他們生活得太低太低，很難有機會去思考更大的問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反抗意識。只不過，他們是以自己的、未被命名的方式去反抗。我在“西安”、“青島”等章節(jié)中書寫了這一“匿名反抗”的方式。“背井離鄉(xiāng)”這個詞本身就包含著一種被迫性和必須性，如果農(nóng)民處于一種相對自由的狀態(tài)離開村莊或回到村莊，那就沒有這個詞了。

　　記者：采訪過程中，聽到那么多人的困惑，是否也有一些問題困擾您？

　　梁鴻：是的，有無數(shù)困惑。在北京時采訪一個我叫建升哥的，他是個小保安頭目，在北京房山已經(jīng)買了個小房子，也算混得不錯，但是他那種不安定感、恐懼感和對梁莊的矛盾情感讓我很困惑。與此同時，我在溫泉村生活了二十年的一個堂哥，終于要離開溫泉村了。溫泉村馬上要拆遷，所有的福利，所有的賠償款跟他都沒有任何關系。他曾得意地告訴我，在溫泉村，沒有不認識他老梁的。他的得意，他所租住的那個低矮、簡陋之極的板房，和那小板房對面主人家高大的狼狗窩(比他的板房要高大得多)，都讓我深深地困惑。

　　記者：在文中，你向不同的受訪者提出一個問題：在外這么多年，想不想梁莊？將來回不回梁莊？而大部分的人似乎都表示已經(jīng)無法返回梁莊，不愿，不想，不能，各種原因和情緒。他們回不去故鄉(xiāng)，但新的城市又拒絕接納他們，他們是一群失去故鄉(xiāng)的人。在接觸過程中，您覺得“故鄉(xiāng)”對于這些人來說，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

　　梁鴻：他們是一群失去“家”的人。哪些人把自己的家稱之為“故鄉(xiāng)”？是那些離開了家鄉(xiāng)在異地安家的人，是不再回去的人，是物質和精神上不再依附于此的人。因此，回到梁莊，我說，我是重回“故鄉(xiāng)”。但是，對于梁莊的進城農(nóng)民來說，梁莊不是故鄉(xiāng)，它是具體的“家”，回到梁莊，是回“家”，不是回“故鄉(xiāng)”。有“家”不能回，“城”也進不去，“鄉(xiāng)村”變?yōu)橐粋�特別悲涼的又非常實在的詞語，雙重的失落，雙重的拋棄。它被嵌入“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的圖景中，變?yōu)橐粋�無法醫(yī)治的“腫瘤”。其實，是這個時代的疾病的外現(xiàn)。

　　可以肯定地回答：我想念梁莊，我慶幸有個梁莊可以回去。凡有機會，我就會回去。但是，正如這個時代和所有人一樣，“我終將離梁莊而去”，也最終將無家可歸。

　　“在這個城市，他就像一個沒有根的、沒有安全感的孤兒，找不到合適的話語方式”

　　記者：較之《中國在梁莊》，這部作品的采訪工程更為浩大，能不能介紹些本書從起意到采訪到完成的過程？

　　梁鴻：是的，確實經(jīng)歷了很多困難。我從2011年1月開始斷斷續(xù)續(xù)做調查，到2012年5月結束，大致走了有十二個城市。梁莊人的足跡幾乎遍布了中國的大江南北，西邊最遠到新疆的阿克蘇、阿勒泰，西南到西藏的日喀則、云南曲靖、臨越南邊界的一些城市，南邊到廣州、深圳等地，北邊到內蒙錫連浩特，國外最遠有到西班牙打工的。但是，無一例外的是，他們多是居住在城市邊緣的、雜亂的城中村或當?shù)氐哪硞�無名的村莊。

　　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接頭成了最困難的事情。說好了在什么地方等著，卻因為對城的陌生、道路的混淆、地方方言的差異等問題，要花幾個小時才能見上面。這其中產(chǎn)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好笑，細想起來卻又讓人難受。當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問題，害怕和人交往，害怕出門，嚴重的皮膚過敏，等等。那痛苦無以敘說。有許多次真的是不想出去了，沒有勇氣，既對自己失望，也對所看到的生存境像的厭倦。好在都堅持了下來。

　　記者：對于一般人來講，他們或許并不樂意公開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困窘的生活。而書中大部分受訪者都比較配合，其中是否也有明確表示拒絕？

　　梁鴻：我覺得，對于大部分農(nóng)民來講，并不存在不愿意公開的問題(在寫作的時候，我還是用化名做了處理)，有人來看他們的生活，并且愿意寫出來，他們非常非常高興，非常坦率和誠實。我的堂哥聽說我要寫，一拍大腿，高興地說，“早都該寫寫俺們了”。在一塊兒聊天的老鄉(xiāng)們每次都爭先恐后地講自己的遭遇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