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充分寫出自己才是尊重讀者

　　近日，《萬松浦記：張煒散文隨筆年編》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是張煒本人對自己過去三十年的散文、隨筆創作的一次梳理和總結。書稿采用紀年的方式編排，在時間軸的橫向坐標上一路展現作家的創作和思考。

　　作為一個行走在野地上的行吟者，張煒的寫作是基于不斷擁有的堅韌和自知的收獲上的，并因關注齊魯大地上的自然物華，育成一種躬醒的習慣。正因為如此，要讀懂張煒并不太容易。但同時，作為一個專注嚴謹的作家，張煒的創作因為承擔了記錄和思辨時代的責任，是無法被忽略的。而相對小說，散文這種體例，更能反映出作家寫作當下的思索和情緒，對于理解作家的創作有著更好的啟示作用。因此，本書可以說是解讀張煒精神世界的最好文本。

　　業余的寫作狀態才最好

　　悅讀周刊：您曾經在20年前，也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說自己人生最大的期望是要成為一名作家。希望通過作家自覺勞作的艱辛和時光的消磨來沉寂堅定的修行�，F在，當您作為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作家，又如何來看待自己人生的最高期望呢？

　　張煒：我原來說有一個志向，在未來成為一個作家�，F在可能有的人聽了以后講，作家很多了，一個人一輩子要定一個志向應該是很高的，為什么這樣低呢？但是我認為作家的含義不是那么簡單的，不是單純的小說家，也不是單純的散文家，甚至不是單純的詩人。我曾經最高的理想是從事詩的寫作，做一個詩人，后來發現這方面的才能不足。而做一個作家，目標就更高了。

　　我的寫作接近40年了，這次收入的散文最早是1982年寫的，可見虛構的作品(比如小說)比直接言說的散文作品還要難寫。正好晚了10年才收入集子，其實之前還有很多文字，今天看了很羞愧，所以沒入選。

　　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不光是一個能夠虛構故事，不光是寫寫議論的文字，他要能夠面對生命全部的復雜問題，發出個人真摯深刻的、有高度的、具有跟這個時代對話的能力。各種各樣生命的設計，生活的設計，能夠回答。他不僅是一個記錄者，一個浪漫的想象者，還是一個對于未來具有強烈探索精神、對于過去有一個完整而深刻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總結的力量的人。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作家是何等高大的稱號，這絕非一般意義上的作家，絕非從職業意義上所界定的作家的概念。

　　悅讀周刊：寫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作為專業作家，您如何分配時間以保持充沛的精力？

　　張煒：我現在是所謂的專業作家，但我認為過分的職業化是有傷害的，如果一個人到了八點半吃了飯之后在桌子面前，8：30開始感動，11：30感動停止。專業的寫作者莫過于工作慣性的磨損和傷害。我少年的文學的理想原是不錯的，做個業余作者是最正常的，后來失去了機會，做了個專業作家，慢慢領悟到恢復業余寫作的狀態才好。

　　當年業余寫作的時候星期天都要加班，所有寫作的時間都是晚上，兩點半以前沒有睡過覺，《秋天的憤怒》之前是這樣。那些文字有張力很有生氣，包括《古船》的階段，沒有被職業化的寫作拖得很疲憊。成熟的作家是憑著專業熟練度工作的，文字憑著慣性滑行，似乎很漂亮，但是這些文字沒有生命力，他的神秘的力量從字里行間消失了。我個人警惕這些。

　　我大量的時間還是用在做實實在在的工作，不停地在膠東半島地區穿行，案頭上的時間越來越少。比如說萬松浦書院的工作，需要很細致。盡可能讓自己的創作回到業余的狀態。平庸的寫作者無論產量多么高，影響多么大，發行多么好，都沒有多少意義。

　　悅讀周刊：您是純文學的代表人物，您怎樣看待純文學作品跟普通讀者、文學市場之間的關系？

　　張煒：大眾媒體以非常通俗的文學和藝術形式推廣，是好事情。但是有個前提，不能過于急躁。比如文學走出去，拍成影視作品，這有積極的意義，但不要過于急躁。作品與影視完全是不同的。它們是兩回事。純文學作品壓縮情節放大細節，所謂的詩性寫作不完全是以故事來實現的。有人說，所有的詩性寫作都不太在乎讀者，是極而言之。心里裝了太多的讀者，一般來說不會是個杰出的寫作者。真正尊重讀者的作家，就要充分地寫出個人，讀者等待的不是一次性的滿足，而是讀到讓他驚訝的非常偏僻的個體生命，所以說最尊重讀者的，還是充分寫出自己。把讀者當成上帝的人，一定是急于推銷自己的商品，而心靈不是商品。

　　作家必須要接地氣

　　悅讀周刊：您常常被認為是中國文壇最沉寂最沉醉的精神守夜者，精神守夜者是很有意味的比喻，我們有對精神守夜者不同的理解，您是如何理解這個評價的？

　　張煒：精神守夜者，大地守夜人，道德理想主義，這些符號式的東西在評論里頻頻出現，即對我寄托了很高的希望，又是很高的評價，留下了個人努力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把我相對簡單化、標簽化了。一個寫作者不要說是從少年寫到青年再到中年，還要寫到老去，一生要經歷一個復雜坎坷的過程。

　　一個寫作者的虛構作品當然可以寫得很飽滿，可以淋漓盡致地表達，這是個人表達的重要形式。但是心里有一部分東西還需要直接地把它說出來。

　　作家的夢想、幻覺、激情，很多感性的東西有時候也要通過散文來表達，這需要同樣飽滿的激情、生命投入。

　　所謂的詩性寫作，所謂的精神守夜者，都是一些概括，評論者的概括。我的意思是作家要通過不同的管道進入生命世界，把人類的生存經驗用各種方式得以延伸，把人性里最偏僻的角落得以伸展，這是非常復雜的工程。

　　如果滿足于做一個道德理想主義者，會是相當的虛空。作家必須接地氣，要有處理復雜的現實問題和精神問題的能力。如果僅僅構筑個人的所謂的優美精致的文字，這種寫作者是相當單薄的。他必須進入語言表述的內部、細節，必須進入人性、生活、苦難、底層這些細節，而不是限制在這些概念之中。所以我個人長期以來在這種標簽式的、帶著良好希望的評論和讀者的愿望面前，又是理解又是感謝，但就是不能止步。真正意義上的探索一定會被誤讀，但是個人頑強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他能夠用自己的勞動，不停地去解除這種誤讀不是靠一個聲明去解除，而是要通過漫長的勞動去解除。

　　時間會給人強大的鑒別能力。“經過了必要的時間之后，每一個人都將各歸其位”，但是當代人在喧囂的局面下，有時候會混淆很多問題，最基本的判斷力都會喪失。這或許只能留給時間去解決。最優異的個體生命，如一些評論家、記者、詩人，他們的一支筆在不停地剝離和分辨，不停地區別細節，尋找差異。這不是一種高高在上，而是參與整個社會的討論。道德理想是非常好的，但是人的理想不會一樣，“理想”加上“主義”是非常可怕的，是凝固的標簽。強烈的道德感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最重要的寫作動力，但缺乏道德化同樣是不好的。

　　悅讀周刊：直觀上，您的散文作品經歷了幾個階段，而這些背后您的創作心路歷程又是怎樣的呢？

　　張煒：我寫散文和詩是最早的，那時候閱讀了美國的“薩洛揚”一本小說集《我叫阿拉姆》，他說白天在叔叔的葡萄園里勞動，晚上就寫自己的小說、散文和詩，這本書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出生的地方是個很大的葡萄園，白天在葡萄園里干活，晚上實現作家夢，這多美好。那時候寫了大量的散文和詩，寫了一百多萬字的文字，可是一篇都沒有錄入到這本集子中，因為拿出來看很羞愧，文字很幼稚，一些見解也很可笑。

　　但是我1973年的小說就收在集子里了，可見有時候虛構類作品要比散文和詩容易一些。作家可以寫出比較有名的長篇巨作，可能寫不出一篇好的隨筆散文，因為這是裸露的個人思想與精神。

　　中國古代了不起的文學家首先是寫詩和散文的，只有到了曹雪芹以后才把小說的邊界稍微擴大了一些。詩和散文的元素囊括在里面�！都t樓夢》是標志性的文學事件。

　　任何生命都在不斷老去，每一個階段往前走，表達是不同的。這些文字對我個人來說很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最重要的。

　　它們不光包含了事件的記錄，還有個人深夜里隱秘的抒發，這些文字是相當的復雜、斑駁。它記錄了我所參與的歷史，是我個人一部最完備的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