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白英：抵達鄂倫春文化的最深處

白英在香港舉辦畫展。

白英畫作《鄂倫春獵人》。

印第安人居住的房子和鄂倫春的“撮羅子”很像。

印第安人因紐特人居住的房子和鄂倫春的“撮羅子”很像。

　　很早就聽說過白英，因為他是“鄂倫春族第一代畫家”。對于長期生活在山林之中、人口不足1萬的少數民族來說，第一代作家、畫家、學者、導演等的出現，總是帶有強烈的文化標志意味，是他們把本民族原本不為人知的文化帶入主流視野，而大眾也往往以他們構建的文化地圖為坐標，來認知這個民族。

　　20多年里，白英已經帶著他的畫游歷了多個國家：俄羅斯、日本、加拿大、韓國、新加坡……當人們駐足于他的畫作前，窺見的不僅是一位藝術家的敏感心靈，更是一個古老民族的滄桑面孔。

　　年輕時，白英離開故土，那時他并不理解原鄉和民族的深意。此后幾十年，他一次次重返家鄉，不只是身體上的抵達，更是從精神上抵達家園的深處。

　　繪畫，發現原鄉的美好

　　白英擁有鄂倫春民族的精神氣質：沉默、內斂、憂郁、真誠。面對記者，他的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但手里的煙卻一支接一支沒斷過。世代在原始森林深處的游獵生活，遠離塵寰，養成了這個民族擅與自然共處、而不擅與人言談的性格。盡管鄂倫春族已下山定居50多年了，但這種民族氣質卻沉淀在人的血脈里。

　　20歲時，白英離開家鄉到北京求學，就讀于中央民族大學美術系。此前，他是一個癡迷于繪畫的少年。對于這種癡迷，白英并不認為是個性，而是游獵民族的共性。“我們的祖先從很早起就喜歡在各種器物上刻刻畫畫了。”他說。

　　24歲之前，白英繪畫是漫無目的的，什么題材都涉獵，什么樣式都嘗試。直到進入中國民族博物館工作，他才開始認真地審視自己“鄂倫春族”的民族身份。

　　“很多時候，只有遠離一個地方，有了空間和時間的距離，才能真正去思考審視這個地方。”白英說。

　　在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出生長大，留給白英的是熟悉的生活和溫暖的記憶，卻沒有跳脫于俗常之外的觀照。只有來到北京，接觸到五光十色的文化譜系之后，驀然回首，才發現那個燈火闌珊處的原鄉是如此樸實與美好。

　　這情形有點像莫言的寫作，似乎只有將筆觸放回那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鄉，才能找到源源不斷的創作動力。莫言用語言講述高密東北鄉的傳奇，白英則用畫筆勾勒東北鄂倫春人的風貌。

　　這畫里，有草原、有森林、有流云、有駿馬、有靜默的女人、有溫厚的老人，畫面是安靜的，毫不喧鬧張揚，但靜水深流，畫中自有一種難以言表的張力。

　　在白英的畫室里，有一幅高度約1.5米的大幅油畫《少女與神話》，畫面上是一個身著傳統狍皮衣帽的鄂倫春女人，她背著獵槍，腳下是樺樹皮箱——鄂倫春人的手工家居用品。這幅畫作偶爾被用作介紹鄂倫春文化的宣傳物中，但白英稱這是一幅未竟之作。

　　“有些想表達的東西還沒呈現出來。”白英說。這幅畫已畫了好幾年，不滿意就重來，一遍又一遍修改，現在呈現出來的面貌在記者看來已是完整的，但他仍不滿意。或許正是這種藝術上的苛求，使他成不了高產畫家，迄今只有幾十幅畫作，其中有一些還留在了國外的博物館里。

　　但數量不多的畫卻幅幅堪稱精品佳作：《四方山的神祗》、《鄂倫春少女》都是在“民族百花獎”各民族美術作品展中獲金獎的作品，此外還有獲銀獎的《森林驕子——鄂倫春》等。2001年，白英被中國少數民族美術促進會授予“民族杰出美術家”稱號。

　　文化保護，恢復傳統的努力

　　作為鄂倫春族中為數不多的藝術家，白英名頭很響。當對鄂倫春文化有濃烈興趣的香港人趙式慶嘗試保護鄂倫春文化時，他慕名在北京找到了白英。兩人長聊，性情相投，一拍即合，決定做一項關于鄂倫春文化遺產保護的大工程。

　　2004年，鄂倫春基金會在香港注冊成立，白英任理事長。此后，這個民間組織一直在默默地、堅持不懈地做著鄂倫春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普查、搜集、整理工作。

　　“我小時候住獵民村。雖然政府給我們建了新房子，但人們還習慣在旁邊搭個‘撮羅子’，那時文化保存得相對完好。”白英回憶。但隨著現代化的大潮，幾乎所有的少數民族文化都不可避免地遭到沖擊，鄂倫春文化遺產也在近30年來加速遺落。

　　那些從山林中搬遷下來的老一代鄂倫春人，經過了從游獵向農耕轉型的陣痛，有的無所適從，有的慢慢安穩，但無一例外都在老去；定居后誕生的新一代，從小適應城鎮生活，對傳統沒有記憶。    

　　“如果我不離開家鄉，或許也意識不到這種文化的獨特珍貴，也不會想到保護它。”白英說。然而，作為中國民族博物館的研究員，作為鄂倫春族的知識分子，保護鄂倫春文化就不單是白英的工作，還是責任。

　　這些年，白英帶著他的工作團隊一次次返回家鄉，走村串巷。他要做的工作很細致，需要面對不同的個體，與他們交流，說服他們將壓箱底的陳年舊物拿出來，或重拾那些快要遺忘的傳統技藝，同時資助家庭困難的孩子上學。

　　“在英國的博物館看到的鄂倫春族文物，現在中國失傳了，但通過圖片和查閱史料，我們請藝人來做，希望把原來器物的形制恢復出來。”白英介紹，為了恢復“撮羅子”外的狍皮圍子，鄂倫春基金會就花費數萬元，請藝人用150張狍皮來縫接，耗時1年多。

　　白英坦承，這樣的工作很不容易，首先原料就不好找，過去鄂倫春人打個皮張是家常便飯，但現在禁獵了，皮制的器物就很難做。此外，掌握相關技藝的老人也越來越少了。

　　令白英欣慰的是，鄂倫春基金會不輟的努力，已初見成效。僅中國民族博物館收藏的鄂倫春文物就有一兩百件，而一些像鄂倫春族人口很少的民族，甚至一件文物也征集不上來。更重要的是，鄂倫春人的文化自覺意識在慢慢被喚醒。 

　　集郵，追尋游獵民族的足跡

　　鄂倫春人來自哪里，又去向何處？這是白英長期思考的問題。去向何處，還沒有答案；但來自哪里，白英已經有了較清晰的認識。

　　鄂倫春人很早就在貝加爾湖至外興安嶺一帶游獵，此后不斷向南遷徙。不僅是鄂倫春人，很多北方游獵民族最初的家園都在貝加爾湖。白英從對本民族的觀察，很自然拓展到中國北方游獵民族的研究，再延伸至全球北極圈附近游獵民族的研究。他發現，雖然這些民族分散各地，但在長相、生產習慣、生活用具上卻頑強地保持著某些共性。

　　亞北極圈各民族的郵票，就形象直觀地反映了這些共通之處。一次偶然的機會，白英從國外網站上看到一套反映因紐特人(愛斯基摩人)生活的郵票，驚奇地發現上面因紐特人所用的薩滿鼓，竟然與鄂倫春人的如出一轍。從那時起，白英萌生了收集類似郵票的想法，他認為，這不僅是一種收藏，也是一項研究。

　　記者在白英的畫室里見識了他收藏的無以計數、花花綠綠的郵票和首日封，上面蓋著美國、加拿大、俄羅斯、芬蘭、格陵蘭等亞北極圈內8個國家和地區的郵戳，涉及印第安人、因紐特人、薩米人等少數民族。

　　“你看這張郵票，沿河而扎的尖頂棚子，和我們的‘撮羅子’一樣嘛！”說起心愛的收藏，白英的話多了起來，“再看這張，這個老人的長相和我曾見過的一個鄂倫春人很像很像啊！”

　　從這些游獵民族的族群肖像、居住環境、生產用具、周邊動物等方面，白英不厭其煩地從郵票上一一指給記者看。紛繁眾多的郵票好像一座大百科博物館，引人入勝。

　　收集這些郵票，不僅花費甚大，更耗費心力。白英數年來不知花了多少功夫在各個國家的郵票網站上“淘”這些郵票，又托國外的朋友將其成套成套地買下來，萬里迢迢寄到中國。

　　白英不知道有沒有人像他這樣數年來堅持做著同一件耗時耗神的事，但對他而言，這件事很重要，因為他得以接近遠古祖先的遷徙足跡，了解“我自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