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劇與布萊希特的人性主題相碰撞

　　新年伊始，郭小男、茅威濤伉儷便攜浙江小百花的新概念越劇《江南好人》登陸國家大劇院。北京零下10余度的當口端來一臺改編自布萊希特的越劇，頗需勇氣和魄力。

　　坦率地說，首場有不少空座，跟寒冷有關(guān)，也跟劇目有關(guān)。戲曲一向如此，觀眾雖然習慣捧角，但畢竟是新戲，不去也很自然。這讓我想起傅聰先生前些年在廣州演出，如果彈肖邦，肯定大賣。但有一年他堅持要彈整場的海頓，音樂廳立時就有點不好看。老先生早已到了毀譽不動的境界，他自己很欣慰，因為愿意去聽海頓的，表明都是真正愛音樂的人。

　　媒體將《江南好人》的焦點都放在越劇第一女小生茅威濤首扮女裝，好打題，也難怪。茅威濤生活中是典雅、精致的女人，臺上卻演了30多年的風流小生，突然以旦角出現(xiàn)，的確是話題。但在話題背后，要跨越的是技術(shù)障礙。小生和花旦發(fā)力的支點不一樣，小生端身正唱，花旦卻要扭成S型來唱，不找對發(fā)力點，連聲都發(fā)不出。茅自己說，用3個月去練梅蘭芳30年練就的蘭花指，差得遠。而對觀眾來說，如果因為媒體的誤導預備到劇場里去看金湘玉或佟湘玉，那真是大錯特錯。茅威濤演的是大青衣，手拿水煙槍的她有的是留宿神仙的豪氣，收留窮人的善良。但實在地說，還是少一份媚，缺一點嬌，欠一份江南的香艷。相對于沈黛，她演隋達則信手拈來，從容瀟灑，利利落落的小生風采頓現(xiàn)。

　　《江南好人》的價值其實不在茅威濤演女人，甚至不在有幾段唱詞會流傳，而在于越劇這一源自鄉(xiāng)間田頭的百年地方劇種，在主題和形式變革上所做的承擔。以越劇這樣一個婉轉(zhuǎn)明媚的劇種去與布萊希特的人性主題碰撞，本身就是一個冒險。后者的批判、嘲諷、思考，在看似平常的臺詞中所含的機鋒，以話劇形式來完成倒也不算很難，但要以嬌滴滴的浙江嵊州方言和中國戲曲的程式去表現(xiàn)他的嬉笑怒罵，他的道德追問和價值判斷，不對他有十分的熟悉，不下十二分的工夫，到頭來，也就只是賣一個東方與西方嫁接的噱頭而已。但郭小男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小機關(guān)，走進了布萊希特的世界，用中國戲曲的寫意，對接了西方戲劇的間離。東方音樂劇一直是郭小男的理想所在，《江南好人》無疑已經(jīng)在他手下活色生香，化成了歌，化成了舞，剩下來的，便是如何精心打磨錘煉，讓一群被程式化成就同時也被程式化捆綁的中國戲曲演員，找到更有力的表演爆發(fā)點。

　　已經(jīng)逝去的袁雪芬說，連上海越劇院的貓都會唱“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了。所以，知天命的茅威濤封箱了《西廂記》，開演了《江南好人》。這讓我想起黃庭堅的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我欣賞她這份擔當，成與敗，且讓歷史去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