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要“介入”創作實踐

　　在科學的文學觀念中，是應當重視文學理論的實踐性的，強調文學理論從文學實踐中來，是對文學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文學特性規律的理論概括；反過來它還要回到文學實踐中去，對文學實踐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

　　在科學的文學觀念中，是應當重視文學理論的實踐性的，強調文學理論從文學實踐中來，是對文學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文學特性規律的理論概括；反過來它還要回到文學實踐中去，對文學實踐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然而不知從何時起，某些時尚的文學觀念流行起來，主張文學理論可以獨立產生意義和實現其價值。于是，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之間那種應有的互動關系悄然發生變化，文學理論越來越疏離文學實踐，有的成為僅僅對過去文學現象加以說明解釋的知識性講解，有的成為各種中外文論知識拼合制作的理論“拼盤”，也有的成為借用某些理論概念加以推導演繹的純粹思辨。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時下以“文學理論”名義流行的一些著作，或許可以說它與某些學科的專門學問有關，而惟獨與文學本身關系不大，因而成為一種“無關乎文學”的文學理論，有的甚至成為“消解文學”或“咒亡文學”的理論，讓人感到莫名其妙。這樣遠離文學實踐，根本不關心文學現實的理論，是很難指望它能夠研究和回答當今文學實踐中的現實問題，很難指望它對當代文學發展產生積極有力的影響的。

　　如果說一段時間以來文學理論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疏遠，文學理論對文學實踐的影響力越來越萎縮，一些文學創作者對當代文學理論似乎也越來越失去信任而不加理會的話，那么，我想除了創作者自身的觀念迷誤外，更主要的原因可能還在于當代文學理論日益疏離文學實踐而陷入某種理論觀念的誤區。

　　面對這種情況，有必要呼喚當代文學理論的自我反思，從而適當調整自身的理論立場和觀念，以適應當今時代文學變革發展對于文學理論的要求。筆者以為，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輕浮地把文學僅僅看作供人消遣的娛樂游戲，而是理解為關乎人的健全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有意義的事業，那么必要的價值立場和文學信念還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想到上世紀中葉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的文學觀念，他在當時西方形式主義文學觀、大眾消費文化觀念大行其道的時候，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文學立場：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觀，反對作家不負責任地逃離現實，明確提出“文學介入”的主張，倡導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以自己獨特的寫作方式介入現實、干預生活，主動積極地加入改變現實和爭取人的解放的社會發展進程。

　　如果將薩特的“文學介入”命題引入到我國當代文學語境中來，也許可以在兩個方面或維度上啟發我們思考：一是從文學創作方面而言，當今的文學應當怎樣更有效地“介入”現實，從而更好地起到影響社會現實變革的作用；二是從文學理論方面而言，當今的文學理論應當怎樣更有效地“介入”文學實踐，從而更好地起到影響文學實踐發展的作用，進而參與到影響社會現實變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去。

　　二

　　這里，主要就后一個問題談點粗淺的認識。

　　當今為什么需要倡導文學理論積極“介入”文學實踐？我想無非是這樣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代文學實踐創新發展的需要，一是當代文學理論本身創新發展的需要。就前一個方面而言，不管我們是否認識到或者是否承認，理論對于實踐的積極影響作用都是不容忽視的。無數事實表明，“理論若不與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文學活動領域也同樣如此。

　　文學創作稱得上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在一些人看來，這項活動主要是依賴于寫作者的個人經驗，包括他的生活經驗、情感經驗以及寫作經驗等等，而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關于文學的理論和觀念等，似乎都并不重要。于是，在有些作者的寫作實踐中，就完全成為一種經驗式的寫作，一種“跟著感覺走”的寫作，一種缺乏文學理念支撐的寫作，一種沒有目標感和方向感的寫作，總的來說，就是一種缺乏應有的主體自覺性的寫作。然而，寫作這件事情并不是這么簡單的。對于嚴肅的文學寫作而言，除了“寫什么”、“怎么寫”這樣偏于經驗性的問題之外，“為什么寫”、“為誰寫”、站在什么樣的價值立場和秉持什么樣的觀念來寫，此類問題可能是寫作中更為重要也更為關鍵的問題。薩特說得好，作家“并不是選擇說某些事情才成為作家的，而是選擇以某種方式來說這些事情而成為作家的”。這里所謂“選擇以某種方式來說”，絕不僅僅指寫作方法和藝術技巧，更是指寫作者的立場、態度和觀念。

　　所以說，文學創作不是一個僅憑一己“經驗”就能夠完全解決的問題，創作者所秉持的文學“觀念”，同樣是很重要的。或者可以說，那些僅憑一己文學“經驗”的寫作，可能還只是一種非自覺性的低層次的寫作，而只有那些能夠超越文學“經驗”層次，同時具有一定的文學“觀念”乃至文學“理念”作為內在靈魂支撐的寫作，才有可能成為真正具有主體自覺性的高境界的藝術創作。

　　由此反觀我們當下的某些文學創作，那種“跟著感覺走”、“跟著消費走”或“跟著市場走”的寫作還不少見，文學“觀念”或“理念”的缺失較為明顯。究其根源，可以說一方面是由于文學創作者的認識迷誤，不懂得或不相信文學“觀念”或“理念”對于文學寫作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們的文學理論疲軟和隔膜，既缺少對當今時代所需要的文學觀念或理念的積極建構，也缺少對當代文學實踐的主動積極有效的“介入”。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么當今文學實踐就仍然只會是表面浮泛的繁榮，而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創新發展。

　　三

　　應當說，新時期以來，當代文學理論積極“介入”社會變革現實，在促進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致力于當代文學觀念變革與創新，引導當代文學實踐的創新探索等方面，做出了應有的努力。比如，破除僵化的文學教條和復歸現實主義文學傳統，重建文學審美觀念和推進文學審美轉型，開掘文學的“人學”內涵和張揚文學的人文價值，呼喚文學自覺和高揚文學主體性，抵御文學精神價值淪落和重建文學新理性精神等等，這些都無不彰顯了當代文學理論所擔當的責任和所實現的自身價值。然而，實事求是地說，近一時期以來，在當代消費文化轉型、“文化研究”轉向以及所謂“文學終結論”的蠱惑下，當代文學理論似乎突然陷入“眩暈”狀態，面對迷霧重重的社會現實和文學現實變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在現實撞擊之下和理論界的重新分化之中，有些人順應了大眾消費文化大潮而隨波逐流，有些人選擇了“疏離”現實而退守“學問”的立場，他們有興趣來討論一些關于文學“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之類的形而上學問題，更熱衷于投身研究國外引入的各種熱門時興的“主義”，更愿意將這種研究引向似乎更為時髦的“文化研究”領域，其結果，則是當代文學理論與當代文學實踐越來越疏離，對當代文學的闡釋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弱化，因而它所存在的理由根據和意義價值也倍受質疑，即使說它正面臨著某種“危機”也并不為過。

　　在此情況下，就的確需要認真反思一下當代文學理論存在的問題，從而對其自身的理論立場和理論觀念進行必要的調整，在加強文學理論對于文學實踐的“介入”作用方面下一番功夫。為此，我認為至少需要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重建文學理論“介入”文學實踐的主體意識。應當說，理論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我們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作家不相信文學理論對文學實踐的指導作用，文論家對此又自我懷疑而放棄努力，這都是不正確的。其實，所謂理論指導并不是說理論家要越俎代庖，直接指點作家寫什么怎樣寫，而主要是一種文學思想或理論觀念的啟迪和影響。這里的關鍵在于，文學理論家自身需要重建自身的主體觀念意識，增強“介入”現實的責任感和理論自信心，努力用文學理論自身的覺悟和責任來喚起創作者的覺悟與責任。

　　二是，努力增強文學理論“介入”文學實踐的有效性。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說，要真正發揮文學理論的作用，切實增強理論“介入”實踐的有效性，那就當然要求理論本身具有現實針對性和足夠的說服力。正如實踐若不以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實踐一樣，理論若不與實踐聯系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就很難起到應有的作用。而要增強文學理論的有效性，勢必需要努力抓住當今文學實踐中主要的或突出的問題。當今的文學創作，在題材開拓、藝術方法借鑒等方面都不成問題，目前比較成問題的是創作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立場。面對這種現實，恰恰需要文學理論的“介入”，需要某些新的文學思想和價值觀念的滲透，從而給文學實踐以必要的影響和引導。這正是擺在我們面前難以回避、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　　三是，努力尋找當代文學理論有效“介入”文學實踐的恰當方式。應當說，真正有真知灼見的文學思想觀念本身就是富于啟示意義和影響力的。為了增強這種理論“介入”的力度，使其引起文學界的注意，可以在一些有影響的報刊雜志上適當展開重要文學理論問題的討論，從而形成一定的文學觀念的場域，并產生某種集束性的輻射影響。（賴大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