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欣喜后面的隱憂

　　要對新世紀以來，中國長篇小說的基本狀況和發展趨勢，作一個總體概觀，哪怕是相當粗略的概觀，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近十年中國長篇小說所呈現的豐富性、復雜性、乃至蕪雜性，不但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而且，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一個人能夠讀完當下所產生的所有長篇小說文本，哪怕是瀏覽其中的一部分，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這便是難以做出總體概觀的現實困難。但是，對一種文學現象，對一種可以用來衡量中國當代文學基本面貌的最重要的文體，作出適當的反應，作出相應的界說，雖勉為其難，卻是必要的。在我看來，近十年中國長篇小說所創造的文學事實和呈現的大致走勢，可以概括為：欣喜后面的隱憂。

　　欣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數量的繁榮也是繁榮之一種，不僅代表著表象的繁榮，而且是實現本質繁榮的前提。進入新世紀以后，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文學對國民的熏陶、培育和誘惑，中國當代文學與時代同步，跌跌撞撞進入新世紀以后，當一些對時代潮流有著超常敏感之士在一遍遍哀嘆、驚呼文學行將死亡，或已經死亡時，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卻如雨后春筍，或雨后的毒蘑菇，以相當夸張的表情，呈現于國人視野中。其夸張的表情之一，便是長篇小說在數量上的優勝。可以說，在近幾年的中國大地，有幾種指標一直是保持著總體上升態勢的：一是GDP，二是房價，三是私家轎車，四是長篇小說。當下的中國人，在生存壓力如此巨大的境況下，還有這么多人在寫長篇小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對有些寫作者來說，寫長篇既可求道，亦可因之謀食謀利，毋庸諱言，能做到這一點的，比例不會太高；而大量的寫作者，寫作長篇小說即便有謀食謀利的動機，但前景黯淡。那么，支撐他們寫下去，無怨無悔寫下去的動力，大約就是對文學的熱愛了。僅以擁有如此龐大的熱愛文學的寫作者隊伍而言，應該是足以讓專業從事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士備感安慰的事情，正是這些文學的熱愛者，以他們創造的文學事實，為一個時代的文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言說資源。

　　然而，繁榮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對于社會而言不是，對于文學而言，仍然不是。秋風漸起，落葉遍地時，我們看到的必然不全是色彩斑斕的樹葉，與樹葉混在一起的，必然還有數量不菲的雜物。這么大量的長篇小說良莠不齊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假如這么多的長篇小說都是精品力作呢？有這種想法，都是足以讓人感到恐懼的想法，有這種事實，一定是一個恐怖的事實，即便有其中的一半，一小部分是精品力作，同樣也是一個恐怖的想法和恐怖的事實。我們經常好拿《

　　紅樓夢 》說事兒，但唯獨不愿正視那些汗牛充棟的長時間淪落風塵的明清小說，沒有這個廣闊而深厚的基礎，《

　　紅樓夢 》是不可能突如其來的，而今天這些被習慣漠視的難以計數的長篇小說，也許正是沖鋒在下一部《

　　紅樓夢 》前面的“敢死隊”。所以，對長篇小說數量的一路飄紅，懷有一種欣喜的態度，是應當的。

　　其次，長篇小說作者隊伍的全國化、全民化。曾幾何時，中國長篇小說作者的隊伍還是少數幾個省份和若干中心城市的專利，也僅僅是十幾年間，甚或幾年間，中國長篇小說作者隊伍可以說是遍地開花，說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東西，一點都不算夸張。確實也是，男女老少，士農工商，各少數民族，即便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很多都誕生了屬于本民族的長篇小說作者，而且，這個隊伍還在盡情呈現著繼續擴大之勢，由文化中心區域，擴展到邊疆，由大中小城市，擴展到鄉鎮農村。如今，哪個中學生，哪個依靠在小工廠打工為生的打工仔，哪個掙扎于貧困線的農民，忽然有一天，捧出了一部長篇小說，而且水平不見得比專業作家差。此時，已經不會再引起什么驚訝了，這種驚訝的表情早已定格在過去的某個期待奇跡出現的時段里，這種現象，與其說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倒不如說是風生水起，蜂狂蝶亂，因為前者顯得過于純粹，而后者呈現的是紛亂、迷亂、繚亂和混亂的景象。無疑，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也許是多少代文學人夢寐以求的繁榮現象。

　　令人欣喜的倒還不限于此，從一個擁有廣闊地域、廣大民眾的國家在一個時代總體的文學布局來說，這樣的局面，則更令人欣喜。嚴格地說，在中國現代文學版圖上，西北五省(

　　陜西除外 )，西南三省( 四川除外 )，再加上西藏、內蒙古，在擁有全國一半以上領土面積的廣大區域，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文學幾乎是空白的，而中國現代文學在這些地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是從中國當代文學開始的時候開始的。也就是說，當中國文學的主流進入當代時段以后，占全國領土面積一半以上的地域，現代文學理念才開始傳播、生根、發芽、成長。那么，這些區域內的文學，在名義上獲得中國當代文學這個認證貼牌后，又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文學面貌呢？在這個時候，活躍于這片廣袤國土上的書寫著的，基本上都是以各種名義、各種姿態，被流放、被驅趕，或被號召去的內地文化人。這些內地文化人應時代的召喚，得所在地文化風氣的熏染，也寫出了許多帶有本土色彩的各類作品，但這只是貌似，或酷似，大多都是無根的飄萍，都是將時代符號向所在地的簡單移植，是把北京的顏色涂抹在了草原戈壁上，是用當地方言唱出的京劇。

　　即便這樣，對于現代文學理念的消化和當代文學理念的啟蒙，以及普及，仍然至關重要。這是一個過程，一個必須的過程。它的重要性顯現在，當地作者隊伍借樹開花，借水登船，完成了本鄉本土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原始積累。這種效用，從上世紀80年代破土出苗，經過十年的摸索和融會貫通，今天已是中國文壇的尋常風景。這些廣大地域的廣大作者，他們的作品已經成為中國文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不斷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之所以產生這種效果，除了接受者習慣性的接受態度蒙蔽了的眼睛和由于信息的封閉造成的視覺差外，最主要的因素，這些作品往往體現的是一種地域文化自覺。地域文化不再是與作品內容若即若離或可有可無的符號，不再是承載新娘子的轎子，而是新娘子本人，是主體。正是由于當代長篇小說呈現出來的全國性、全民性，一個被想象出來的文化共同體宣告形成，并成為共識。只有在這種態勢下，我們如今談論當代文學，才可以坦然地給當代文學面前冠以“中國”字樣。這是令人欣喜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利益攸關方的欣喜，而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欣喜。

　　再次，長篇小說創作理念的充分多元化和創作技巧的極大豐富化。

　　可以說，新世紀以來，中國長篇小說從所持的理念和所操持的創作方法，不再有什么禁區，此前，中外文學史上存在過的小說理念，所存在過的題材和寫作技巧，在當今中國的長篇小說中都有體現。這些，不再構成什么問題，構成問題的只是，寫得如何。

　　前面已經說過，繁榮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純粹的現象，在很多時候，繁榮與蕪雜、混亂、墮落和糜爛等詞匯處在同一義域。如果一定要用一個簡明的詞語來概括當今中國長篇小說的總體形象，那么，一個極不準確的詞語會呼嘯而出，這就是：乍暖還寒。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隱憂。

　　主要體現于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歷史觀在作品中的迷亂、迷失和顛倒。

　　歷史觀的確立，至少應該建立在三個基點之上，即歷史對象在歷史發生的那個時代所處的歷史位置；歷史對象在歷史描述者的時代所處的歷史位置；歷史對象與歷史描述者之間的關系。但在許多長篇歷史小說中，這三個基點，或者集體塌陷，或者部分塌陷。作者對其所描述的歷史對象缺乏基本的研究，或者隨意虛構歷史事實，或者將歷史簡單地意識形態化，使得本來天生具有歷史縱深感優勢的長篇歷史小說反而變為一場廉價的游戲。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長篇歷史小說中，同樣也體現于許多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中。歷史觀不只是歷史小說的專利，而是一切小說的靈魂，今天的生活就是明天的歷史，對今天生活的判斷，就應該是一個歷史判斷，而非斤斤于當下的利益判斷，許多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之所以缺乏應有的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原因固然很多，但在處理現實利益關系時，歷史觀的缺席或偏移，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第二，小說語言的無根化。

　　對于當下的漢語寫作者來說，可靠的語言資源離不開兩個方面：一是明清小說語言傳統；一是鄉土的民間的語言資源。但是，從當下的長篇小說所呈現的語言面貌看，對于前者，缺少繼承、挖掘和現代性激揚，導致語言的虛浮、蒼白和無趣；對于后者，活生生的民間口語被棄置，造成小說語言的板滯、虛假。

　　第三，小說家在以制作蛋糕的工藝創制小說文本，評論家在以太平間解剖尸體的方法解讀小說。

　　每一部長篇小說都是一個帶有極大自足性的文本，每個文本都是由活人寫出來的活的文本，面對活人寫出的活的文本，可靠的解讀方式，首先必須體會到作者的想法以后，才可進入理論分析層面。但是，許多作品是寫作者依照一種前定的小說模式進行結構的，而許多評論家也在依照一種前定的小說模式去衡量具有很大差別的小說文本。創作的模式化和批評的模式化，兩者的共謀，使得大量的小說如同從一個生產線上下來的工業產品。

　　第四，長篇小說中的知識空載現象。

　　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不僅完成的是一個具有很大時空包容度的人生畫卷，而托起這個時空的是無所不在的人生知識，可以說，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就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知識系統。但當下的許多長篇小說，篇幅越寫越長，而內容卻越來越空，猶如一節體制巨大的車廂只承載了少量的乘客，讀者耗費了不算少的閱讀工夫，卻得不到起碼的知識營養和智慧啟迪。隨著現代教育的普及，讀者的知識水平已經得到很大提高，如果寫作者的知識水平低于讀者，要想寫出讓讀者認可的長篇小說，幾乎是無法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