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文學版塊：新移民文學

　　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城市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可耕土地越來越少，涌入城市的過剩勞動力越來越多，城與鄉、城與城間流動人口也越來越多。2008上海雙年展就把這種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特性命名為“快城快客”，并以之為主題，探討當下這種外鄉人／城里人的空間遷移，移民／市民的身份轉移，過客／主人的家園融入三大現狀，這三者的同時實現難度很大，甚至會遭遇屏蔽，但其中城市里的積極移民對當地文化的融入有相當的渴望，于是，這種空間遷移、身份轉移以及家園融入過程的歡欣與苦痛、奮斗與掙扎、卑微與自尊等千滋萬味，變成了他們心靈的傾訴，文學成了他們的精神家園。于是，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文學群體，即新移民文學，這是一個新的被忽略了的文學版塊，全國各地都有，而以廣東為甚。

　　這種情形在發展中國家比比皆是，它與我們慣常的通指移居國外的作家作品的“移民文學”所不同，故稱之為“新移民文學”。拉什迪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許多方面，鑒于都市文化的國際本質和越來越同源的本質，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例如從美國農村到紐約市，是一種遠比從孟買遷往紐約更極端的移民行為。”①

　　在拉什迪看來，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屬于“移民”，關鍵要看“根、語言和社會規范”這三個核心元素是否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種變化在我們通指的“移民文學”身上是明顯的，傳統意義上的“移民文學”，大多指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因各種目的從中國大陸移居國外的人士以華文創作的反映移居國外生活的作品。這些移民從正處于改革開放初始的國內出去，面對全新的異質文化和社會規范，難以融合及浮萍般的無根狀態顯而易見。而今天，我們也發現從美國農村移居紐約市，這種被拉什迪稱之更極端的移民行為正在許多國家尤其我國上演，我們還發現這種典型的中國社會轉型期(

　　工業化城市化 )的產物，在北京、上海并不明顯，雖然這些中心城市的移民人口也眾多，但正因為它們是政治文化中心，是國人的語言和社會規范的風范之地，異鄉人的感覺遠沒有在廣東、海南強烈——在中心城市融合是趨勢。此外，“新移民文學”崛起于廣東，還源于近30年深圳、珠海、東莞等現代城市的崛起，來自全國各地的新移民數以千萬計。而廣東作為嶺南文化的中心，從語言到社會的習俗規范，都迥異于內地。如著名評論家洪治綱從杭州剛到廣州時就很不習慣，尤其被一句也聽不懂的粵語包圍的他說，廣州“到處都是鳥語”。廣東的內地移民大多都有這種難以認同、難以融合的感覺，他們強烈地感受到自身的“移民身份”，“鄉愁”也就成了其中主要的寫作主題。即使積極移民者，如移居于海南的東北詩人王小妮，也深感到異鄉人的孤獨，盡管她喜歡海南，比如她對《

　　南方都市報 》記者說：“在海南，就是有一種清凈的感覺；在海南寫詩，有一種想一吐為快的感覺，是一種個人的幸福；在海南茂密的叢林里，誰都是一棵桉樹，充實而獨自地活著；海南，必然會讓每一位詩人都把詩歌視為是靈魂上升時，對世界那一瞬間的簡單尊敬。海島的孤獨對文學是一種幸事。”這是一種身體與靈魂深處的矛盾，一如詩人里爾克所說詩人都是些沒有故鄉的人。詩人黃禮孩為此編了《

　　出生地 》、《 異鄉人 》兩本詩集，以此表明移民群體的雙重身份，即遠方的故鄉出生地，身在此地的異鄉人。

　　近10年，我們真的難以在國內其他地方看到有廣東如此龐大的文學隊伍，他們悄然地改寫著中國的文學版圖。尤其近十幾年來，全國各地擁到廣東的新移民，在“經濟至上”的生活氛圍里，居然就出現了一批又一批以人生作文、以心性寫作的人們，而且以青年人居多，以新移民居多。寫作隊伍的龐大、寫作激情的高揚、寫作形態的多樣，構成廣東文學的突出景觀，也令中國文學的版圖發生了變化，畢竟文學的未來在于青年。當下的廣東青年文學有幾個令人矚目的移民文學群體：一是“青年女作家群”，包括魏微、盛可以、黃詠梅、盛瓊、鄭小瓊、塞壬、宋唯唯等，她們全是廣東新移民，而且大多有兩支筆，或寫小說詩歌或詩歌散文，顯示了富于才情與個性的文學天賦，在國內文壇負有盛名；二是活躍異常的“青年詩人群”，尤其以盧衛平、黃禮孩、老刀、世賓、方舟、鄭小瓊、東蕩子、王十月、萊耳等等為代表的難以計數的青年詩群的詩作，他們既受到傳統文學名刊的青睞，也散見于各類詩歌民刊和網站，凸顯了中國詩歌現場的多元化藝術風貌；三是以曹征路、李蘭妮、楊黎光、彭名燕、南翔、慕容雪村、戴斌、央歌兒、吳君、丁力、繆永、謝宏、孫向學、畢亮等人為代表的“深圳作家群”，他們富有個性的都市文學、青春文學、打工文學與網絡文學都為當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素質和可能性。廣東文藝評論家協會會長蔣述卓教授有過一個統計，即以廣東作協編輯的《 2005—2006廣東小說精選 》( 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和《 2007—2008廣東小說精選 》( 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兩書共收錄了七十多篇中短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者均為外地遷入廣東的中青年作家。像曹征路、南翔、曾維浩、魏微、盛可以、黃詠梅、熊育群、于懷岸、王十月、鮑十、盛瓊、央歌兒、王棵、盛慧、吳君、黃金明、謝宏……這些活躍于當前全國文壇的作家，無一例外地打上了“移民”的印痕。

　　以移民詩人為例。詩人葉延濱在廣東的各種會議上不止一次說，“廣東的移民詩人，令廣東的詩歌版圖發生了變化”。這是廣東文學中最龐大的群體，移民詩人們的詩作，最早面世得益于廣東有最堅固的民間寫作堡壘、難以計數的民刊、內刊、行業刊群體及其網站，寫出來后又受到傳統文學名刊的青睞，并受益于楊克主編的《

　　中國詩歌年鑒 》、黃禮孩的《 詩歌與人 》、萊耳主持的有海量點擊率的“詩生活”詩歌網站。這種數百余種民刊和文學網站的精彩，構成了最典型的廣東詩歌的文學景觀，充分地呈現出廣東乃至中國多元共生的文學現場，就是開放、自由、飛揚和包容。

　　這個版塊，主要是新移民( 廣東稱之為“異鄉人” )寫作。廣東和海南都是，從地理上，中國詩歌大致可以分為四川、齊魯、江浙和嶺南等板塊，90年代后，廣東、海南以及廣西合成的詩歌嶺南版塊在崛起。而這種崛起是以廣東海南的移民詩人為標志的，兩地的詩歌形態驚人相似，首先他們大多出生于無數的民刊與詩歌網站，小有影響后，成長于主流報刊。其次，對異鄉人身份的敏感，無論詩歌創作還是其他文體的創作。再次，赴瓊赴粵的移民詩人實際上代表了中國大部分漂泊詩人的生存現狀：在明處活著，在暗處寫詩。他們是一棵棵向下生長的詩歌之樹。一如盧衛平《

　　向下生長的枝條 》，這種盧衛平式的成長，代表了大多數漂泊的異鄉人的詩歌追求和生活態度，滿紙的滄桑與疼痛，卻欲哭無淚。他們的寫作無一例外地顯示一種根性寫作與赤子之心，即在異鄉漂泊成長，但沒有失去自己的赤子之心和血脈之根，他們的根扎在遠方的故鄉，即使不斷漂泊著，精神的原鄉始終是他的根，猶如《

　　樹葉曾經在高處 》( 東蕩子 )，當然要回到地上。遠在珠海的湖北紅安人盧衛平，寫著一首首懷想逝去的母親的詩；劉大程從鳳凰出發一路《

　　南方行吟 》，在東莞寫的《 秋風辭 》，一句“飲盡這一杯；轉眼，人千里”發出了多少新移民的懷鄉之痛；而移居海南不久的山東詩人江非，無論漂泊何處，始終扎根在他的故鄉“平墩湖”。無論身在何方，詩人們是通過詩歌寫作來尋找回家的路。盡管，異鄉人的詩歌個性各異，但他們大多數詩歌都著上了異鄉人寫作的共性：呈現出一種向下的生活姿態，而在文學品質上卻是自我超越、積極向上、蓬蓬勃勃、充滿生機。這是今天嶺南詩人對詩歌經驗貢獻的新的價值。這種被稱為底層寫作的詩歌，表面看來是社會問題，但實質是詩歌從農業題材范疇轉化為城市題材寫作。在詩歌經驗轉型的過程中，廣東海南詩歌走在前面，其格局和作用特別的大。

　　而深圳這個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生長壯大的新興城市與革新前沿，這個以新移民“異鄉人”為中堅建設者的城市，自然其文學的興起也頗有個性。無論如何定位，深圳異鄉人對新都市人的情感、人在現代都市對鄉土的回望，以及青春寫作甚至富有想象力的網絡玄幻小說寫作，都對當下中國的文學經驗貢獻了新的價值。如其中的安徽人曹征路教授血性而富于精神擔當的寫作，被許多人譽為“底層寫作”的杰出代表，從他的《

　　那兒 》到《 問蒼茫 》一路書寫著與他血肉相連的被時代忽略了的蕓蕓眾生的生命掙扎，引發一輪又一輪的討論。這種與“打工文學”一起被稱為“底層寫作”的文學，表面看來是社會問題，但實質是文學從農業題材范疇轉化為城市題材范疇的寫作。他與“打工文學”的青年人寫作同樣也是一種根性寫作，無論他們筆觸是伸向城市歷史深處，還是一座座火柴盒般的加工廠；無論是病理的生命與精神掙扎，還是以直面現實的精神，展開并隱喻充滿浪漫幻想與現實反叛的現代愛情傳奇，或回望故鄉傷懷大地，他們的生活姿態也是始終向下，緊貼地面，在異鄉以心一直向下探索與生長，呼吸大地之氣。也唯此身體遠游的他們，才可能進行精神上的現實追問與靈魂書寫；也唯此他們作品呈示的精神姿態，才可能散發出人性光輝和向上的品質。無論是楊黎光的《

　　園青坊老宅 》的城市變革，還是曹征路上下求索《

　　問蒼茫 》的仰天長嘆，還是李蘭妮《

　　曠野無人 》犀利尖銳的自我剖析，還是詩人謝宏簡潔敘述的離我們很近的《

　　深圳往事 》里的凡人生活，還是王十月那被李敬澤稱之為“當代的《

　　林家鋪子 》”的《 國家訂單 》，以及《 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 》之后，慕容雪村《 天堂向左，深圳向右 》的坦誠與敏感等等，他們在“異鄉”揮灑和演繹著“出生地”賦予他們的精神記憶，并呈現出多元共長、雜花生樹的喜人景象，也解構了深圳無文學的論斷。這新的文學版塊呈現的時代感與豐富性，便是深圳移民作家群的文學的姿態。

　　這種新的文學版塊，還有不容忽視的、但已引起各方關注的網絡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