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興：東歐文學是藍色的

　　高興詩人、翻譯家，1963年生于江蘇吳江。1979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英語和羅馬尼亞語。1984年考入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2001年至2003年被任命為中國駐康斯坦察領事。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世界文學》副主編。翻譯之余從事散文和詩歌創作。

　　中國人的“東歐情結”

　　蔣藍(以下簡稱蔣)：你不足16歲就進入北京外國語大學，為什么要學羅馬尼亞語？

　　高興(以下簡稱高)：這就是自小培養形成的“東歐情結”啊。我和你都出生于1960年代，在我們童年，東歐電影像種子一樣發芽，我有濃厚的東歐情結。對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露天電影是兒時不可或缺的節目。小時候我看了很多露天電影，諸如羅馬尼亞的《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報》，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銅像》等。在我的記憶中，羅馬尼亞電影中一切是那么美好，而我也恰恰是通過羅馬尼亞電影看到了真正的女孩以及女人。胸部、泳衣、拳擊、槍戰……

　　蔣：我還記得有部電影叫《沸騰的生活》，中國人第一次知道了電子合成音樂。《奇普里安·波隆貝斯庫》里面有男女擁抱從鮮花叢中翻滾而下的震撼鏡頭……

　　高：那個年代對于不少人而言是單調、灰色的，而羅馬尼亞的電影里沙灘、風光、穿泳衣的姑娘卻給我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沖擊。東歐電影中的臺詞成了朋友、師生間對接的“暗號”，比如《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的經典臺詞“空氣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真讓人熱血沸騰。我特別難忘的是女孩的一頭金發，童年記憶就像種子一樣在心中生根發芽，然后長成了一棵“東歐情結之樹”。于是在報考大學時我毫不猶豫地選了羅馬尼亞語。其實，羅馬尼亞語語法變化很大，學習難度比英語要大，它屬于拉丁語系，接近意大利語。而我又不會羅馬尼亞語里特有的“打嘟嚕”，當時只好每天在宿舍打一壺水，喝一口水含在嘴里苦練“打嘟嚕”，一直練了好幾個月才成功。

　　電影是文學的一部分，無論哪個年代都能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最近有人研究東歐文學史已經陷入了模式和套路，簡單地說“在文革的時候東歐文化研究一片荒蕪”。這種絕對的語氣和句式的使用特別要慎重，因為文學、文化是如此復雜和微妙，恰在那個年代，電影以獨特的文學和文化形式留在了一代人的記憶中。

　　蔣：你在大學里情況如何？

　　高：在北外和北大讀書期間，我的羅馬尼亞語老師有文靜高雅的達尼洛夫夫人，以及弗洛里琪格夫人，她有著魔鬼身材，簡直是學生崇拜的偶像。她們對品學兼優的學生鼓勵有加，通常摸摸你的臉作為一種獎勵，老師的魅力成為了鼓舞我們上進的奇妙力量。平時自己學習朗誦密支凱維奇以及裴多菲的詩歌，為電影《人到中年》中達式常、潘虹的表演而感動……我在大二年級就開始外出當翻譯了，這就是小語種的優勢，懂的人少。我一天可以掙50元，一月達五六百元，是學生里的“富翁”，因此買了很多書。我的外語突飛猛進，發現用外語表達“我愛你”比中文要容易得多……

　　八十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單純，向上，自由，叛逆，充滿激情，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那時我們穿喇叭褲、聽鄧麗君、談薩特和弗洛伊德，組織自行車郊游，用糧票換雞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內部電影，讀新潮詩歌，推舉我們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時學校常能請到作家、詩人、翻譯家和藝術家來做演講。有一次北島同幾位詩人一道來校。禮堂座無虛席。對于我們那可是重大事件，我們很想聽北島說說詩歌。其他詩人都說了不少話，有的甚至說了太多的話，可就是北島沒說，幾乎一句也沒說，只是在掌聲中登上臺，瘦瘦的、文質彬彬的樣子，招招手，躬躬身，以示致意感謝。掌聲久久不息。北島堅持他的沉默，并以這種沉默留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們當時有點失望，后來才慢慢理解了他。詩人只用詩歌說話，北島有資本這么做。

　　蔣：何時開始接觸文學翻譯？

　　高：我常到《世界文學》編輯部去，大四時候就到雜志社去實習。八十年代初，楊樂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個年頭，臨近退休，開始物色接班人。高莽先生初次見我，大聲地說：“要想成名成利，就別來《世界文學》。”楊先生嚴格要求自己和弟子。幾乎所有時間都在挖掘選題、發掘并培育譯者。先生做起編輯來，認真較勁，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會為了幾句話、幾個詞而把譯者請來，或者親自去找原著，對照原文、討論、琢磨、推敲。有時一天得打無數個電話。那時用的還是老式電話，號碼需要一個一個轉著撥。同事們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撥腫了，貼上膠布，還在繼續撥。在編輯詩人塞弗爾特的回憶錄時，標題就頗費周折。起初有人譯成《世界這般美麗》。先生覺得太一般化，不到位。又有人建議譯成《江山如此多嬌》，先生覺得太中國化了，不像翻譯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等人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將標題定為《世界美如斯》。為幾句話幾個詞而費盡心血，這樣的編輯如今不多見了……這些言傳身教深深影響了我。2009年翻譯名家楊樂云先生90歲高齡魂歸道山。她最早在國內介紹米蘭·昆德拉，其翻譯的楊·聶魯達、赫拉巴爾作品在中國擁有廣泛讀者。

　　文學之路，比別的路美好得多

　　蔣：你的老師楊樂云曾對你講“文學之路，比別的路美好得多”，但文學通常和清貧聯系在一起。

　　高：碩士生畢業后，有不少權威機構要我，我在外交部擔任了兩年的駐羅馬尼亞的領事，我在黑海邊上工作生活。一旦離開翻譯和文學，視野固然開闊了，但卻發現自己已無法與之分離。拉開反而成為一種貼近。真實感受到祖國是多么具體：那是一本書、一首歌、一幅畫。我決心回到翻譯和創作中去。

　　蔣：你翻譯的東歐作品大致有多少？最困難的翻譯過程出現在哪一位作家身上？

　　高：有好幾百萬字吧，出版了近20本書。米蘭·昆德拉行云流水，翻譯沒有什么難度，一天可以譯五到七千字。昆德拉的作品不是在探討生命，而是在探討存在。生命死了就沒了，但是一個生命死了，他的作品卻依然存在。存在和人類的境況，才是昆德拉的議題。你知道斯特內斯庫嗎？翻譯起來難度較大。而讓我至今難以忘懷的，是翻譯立陶宛詩人、學者和翻譯家托馬斯·溫茨洛瓦詩選。溫茨洛瓦被評論家稱為“當今歐洲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自謙懂得的語言并不多，而運用自如的主要就有四種，作品里典故眾多，文辭含有大量古典修辭，加之翻譯時間緊，我到了每天規定自己必須翻譯多少首的程度！那是個痛苦多于快樂的過程，不僅僅是挑戰，簡直近乎磨難。也可以說，這本譯詩既是焦慮和忐忑的產物，也是愛恨交加的產物。那么，譯一本詩集，就仿佛在談一場戀愛。經過此事后，我再也不會強迫自己去“接活”了。我慢了下來，小說散文一天譯2000字就很好了。而有些時候一個句子就會耗去一整天時間，真是“吟安一字滋味長”！

　　蔣：目前東歐文學翻譯的情況如何？

　　高：在社科院外文所，最悲慘的是從事東歐文學的翻譯家，由于我們這邊沒有鼓勵性的政策，他們所從事研究的對象國相對來說經濟現在還不景氣，所以他們得不到任何的支持。東歐文學翻譯家有時候有很多東西都鎖在抽屜里。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翻譯家并未得到最基本的尊重。翻譯一千字50元稿酬！楊樂云的《世界美如斯》、李文俊的《喧嘩與騷動》的價值要抵過多少垃圾論文啊。我當外交官時，每天我在領事館批一批簡單的文件，每月待遇是現在的10倍。我最后的回歸，還是基于一種熱愛。但光憑熱愛，有時候還是挺難支撐的。

　　蔣：第九屆南國書香節上，將“最具開拓意識國際出版項目”獎頒給了花城出版社朱燕玲與孫虹策劃、你主編的“藍色東歐”文學叢書。

　　高：藍色是指流經歐洲的多瑙河，也指天空和海洋。文學應該具有更為深邃和廣闊的含義，我更愿意用藍色來指代東歐文學。該叢書譯者團體由余中先、李玉民等中國一流翻譯家組成，計劃在波蘭、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的上千部文學作品中，選譯近百部精品之作分輯陸續推出。所推作家均為享譽東歐的文學代表人物，更匯集了多位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如阿爾巴尼亞籍作家伊斯梅爾·卡達萊、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波蘭作家赫貝特等。作為現當代東歐文學一次整體性的巡禮，“藍色東歐”叢書規模之大、覆蓋面之廣、發掘度之深，都是中國出版界前所未有的。該叢書已被納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目前第二輯即將推出。

　　做一個從容的漫游者

　　蔣：近幾十年，東歐出現了大量世界一流的作家和詩人，請談談你的感受。

　　高：東歐國家的動蕩、遷徙變革可能都會引發一系列文化上相互交流和沖擊。近幾年我常在東歐國家行走，并把自己命名為“一個從容的漫游者”。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里，很多詩句都用的是密茨凱維奇的詩。現在波蘭還可以看到俄羅斯的文化印記、猶太文化印記。波蘭人在文化上受到俄羅斯文化眾多的影響和浸潤，但從民族關系、國家關系上來說，波蘭包括東歐的許多國家，對俄羅斯其實都有一種非常糾結的情緒。像這種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相互包容就形成了東歐文化和文學特殊的一種豐富性和多元性，這也是為什么東歐很多國家即便在當時所謂的專制統治下，涌現出這么多優秀作品和作家的原因。

　　蔣：東歐文化有一種“慢性”。

　　高：準確地說是從容。昆德拉在小說《緩慢》中，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個問題：18世紀那種緩慢的節奏在哪里？18世紀那些從容的漫游者在哪里？以前我會帶團到東歐，但近幾年我一直找機會自己獨自行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節奏、時間都完全由自己掌控。這是多么貼心的一件事。缺乏這種從容，急吼吼地去搞遵命寫作，還有文學么？比如赫拉巴爾，他受到過哈謝克的影響，但他比哈謝克更精致深沉，語言上也更獨特和講究。《過于喧囂的孤獨》是他最具代表性之作。小說講述了一位廢紙打包工的故事。一個愛書的人卻不得不每天將大量的書當作廢紙處理。這已不僅僅是書的命運了，而是整個民族的命運。我們同樣遭遇過這樣的命運。小說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對白，綿長，密集，卻能扣人心弦，語言鮮活，時常閃爍著一些動人的細節，整體上又有一股異常憂傷的氣息。我稱這部小說為“一首憂傷的敘事曲”。這種憂傷的氣息，甚至讓讀者忘記了作者的存在，忘記了任何文學手法和技巧之類的東西。這是文學的美妙境界，這是赫拉巴爾的魅力。

　　蔣：你如何看待漢語文學在異域的影響？

　　高：每年十月之前，有媒體邀我預測諾獎，我一般會拒絕。除了文學，諾貝爾文學獎還摻雜著太多其他因素。我覺得首先要解決的是漢語文學的國際傳播問題。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力十分有限。文學翻譯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外文譯成中文，另一是將中文譯成外文。在我國，外譯中譯者隊伍龐大，而中譯外人才有限。漢學家中，有少量優秀的中譯外翻譯家。總體而言，中國文學似乎還處于成長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