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擷云上的歌聲——記萬光治團隊對羌族民歌的搶救

2008 年萬光治(左二)在巴中市收集民歌資料

　　在四川岷江的上游，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群山和清澈的江水之間，生活著中國最古老的民族——羌族。羌族的歷史文化久遠而豐富，當地從來就有“羌老于漢”的說法。在很多民族的血液與文化中，都有古羌族的基因，可以說，羌族是中國的“祖母民族”之一。羌人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其余則散居在該州的汶川、理縣、黑水、松潘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縣。綿陽市的北川、平武和貴州省的石阡縣、江口縣，也是羌人的生息繁衍之地。

　　由于地理環(huán)境和經濟形態(tài)的相對封閉，羌族仍保留著相當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與生活習俗。據統(tǒng)計，四川羌族約30萬人，有語言無文字，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巫師“釋比”及其所主持的原始宗教活動，是氏族公社時期巫文化的遺存。凡日、月、山、川、風、火、木、石等，皆為羌族崇拜對象，其中尤以白石的地位最高。因為據羌族的傳說，他們的祖先從西北遷徙到岷江上游，以白石戰(zhàn)勝了土著的戈基人，才得以移居美麗富饒的“日補壩”(今茂縣境內)。“羌戈大戰(zhàn)”的傳說與羌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洪水神話、英雄神話，都保存在釋比經典之中。這些史詩般的內容以獨特的說唱方式流傳，所以羌族又是一個離不開歌聲的民族。他們用歌唱延續(xù)著本民族偉大的歷史和文化，維系著綿延不絕的生命力。

　　可是，由于生活方式的轉變、現代傳媒的強大覆蓋力，農村城鎮(zhèn)化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民歌因其生存空間被擠壓、被蠶食而日漸衰落，甚或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空谷絕響。民歌的命運正面臨著“生存還是死亡”的嚴峻挑戰(zhàn)。以此而言，萬光治及其科研團隊歷時8年的民歌搶救行動，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義。

　　原汁原味的田野調查

　　萬光治是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教授，研究和傳授中國古代文學。他的辭賦研究造詣頗深，對中國民間音樂情有獨鐘，尤其遺憾于現在的詩經、楚辭、漢樂府有辭無聲。所以，當他一卸下文學院院長的重任，就立即倡議學校成立民歌研究所，開始原生態(tài)民歌的采集、整理與保護的工作。萬光治對記者說：“從辭賦到民歌，從雅文化到俗文化，這個改變的跨度的確很大。但文人賦的源頭是說唱藝術，文人詩的源頭是民間詩歌，所以我60歲以后的新工作并非改弦易轍，不過是沿著以往的路子進一步探本溯源罷了。”

　　從2004年至2007年，萬光治率領采風團隊，多次深入羌族聚居區(qū)，采集了221首羌族民歌。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發(fā)生，羌族文化遭受重創(chuàng)，當時在北川開會的60多位羌族文化學者也不幸罹難。為了解災情，慰問歌手，他們履艱涉險，多次深入災區(qū)，補充采錄了56首羌族民歌。在汶川地震3周年之際，他把277首民歌結集為《羌山采風錄》出版，意在緬懷逝者，告慰生者，也借以昭示災后的文化重建。

　　羌族民歌是羌族文化的重要部分，集中呈現出這個古老民族的歷史、文化、思想、信仰、倫理、道德、情感等。因此，無論是羌族，還是其他少數民族，對其民歌的采集、整理與編撰，其實已經超越了單純的音樂及文學的范疇。一部成功的民歌采風錄，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民族志，是民族遷衍生息的真實寫照，具有難以替代的學術價值。因為有此認識，萬光治在采歌的時候，完全秉承“實錄”精神，既不相信道聽途說，也不盲從前人記載。他和團隊成員不顧山高路險和多次往返的艱辛，確保凡所輯錄的每一首民歌，都做到親聞、親記。

　　《羌山采風錄》的另一價值，在于實現了“文字”與“音像”、“歷史”與“現場”的永久性共存。在采集過程中，萬光治和他的團隊一直遵循田野調查的方式，堅持“有曲必錄”的原則。一方面，這是為了羌族民歌的“搶救與保存”——每首民歌的曲詞皆據歌手的現場演唱記錄，并要求民間歌手在日常生活的環(huán)境中以最自然的心態(tài)表現歌曲的原生形態(tài)；另一方面，則是摒棄了簡單的價值判斷，不因其內容而對民歌作粗暴的取舍。但是對于那些已有人為痕跡，甚至帶有作秀成分的“民歌”，他們堅決“不錄”，讓每一首原生態(tài)的民歌如其所是地呈現，始終是他們工作的最高原則。而“攝錄”和“刻錄”技術的運用，又彌補了以往民歌采集的缺憾。如在文化界影響很大的《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因歷史條件的局限，“未能借助音像手段，保存歌手的演唱原貌”(《羌山采風錄·序》)。民歌一旦僅以印刷形式出現，就等于讓鮮活的生命躺在了紙上。《羌山采風錄》集聲、像、文、譜于一體，恰恰彌補了這個不足。

　　對民族音樂一往情深

　　羌族，被稱為是“生活在云上的民族”，羌人之歌，也因產生并歌唱于高山之上，音調高亢清亮、響遏行云，堪稱令人震撼的“云上的歌”。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羌歌同樣是因人而傳，人亡而技絕。盡管汶川大地震以后，羌族的文化重建已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但文化重建，尤其是非物質文化的重建，較之經濟重建更具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萬光治說，盡管我們搶救出了一批羌族民歌，但災后羌族的文化重建才剛剛開始。搶救羌族民歌之所以有著特別的意義，首先是與它在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地位聯系在一起的。目前，羌族文化中被納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有7項，即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藝、羌族瓦爾俄足節(jié)、卡斯達溫舞、羌族多聲部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羌年、羌族刺繡。這7項除“羌族刺繡”外，全部與羌族民歌有關。毋寧說，剩下的6項，如果離開了羌族民歌就無法進行，也不可能存在。搶救羌族民歌，就是搶救古老羌族的文化遺跡，就是為羌族文化的重建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礎。

　　民族文化傳承中最脆弱的一個鏈條，應該就是音樂。人們可以統(tǒng)計出每天、每小時地球上有多少動植物消亡，但卻無法統(tǒng)計在民間每天有多少種音樂永遠消逝。因此，憑借著對民族民間音樂的一往情深，萬光治及其團隊無數次地攀上高寒山區(qū)，深入地遠人稀的羌寨，不放過任何一個采錄民歌的機會。尤其是汶川地震后，羌族聚居區(qū)處于重災區(qū)，災后險情不斷，道路難行，都沒能阻止他們的腳步。在這樣的條件下，收集到如此規(guī)模和數量的民歌，實屬不易。

　　《羌山采風錄》一書后面有4個“附錄”，記錄了與羌族民歌、采風活動有關的自然與人文的背景，也有萬光治對羌族文化的思考，全書因此更具有學術性。其中有一篇是《采風日志》，是萬光治采風當晚寫下的日記，與全書的“實錄”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和互文。這些文字體現了一個學養(yǎng)深厚的學者“介入”羌族民歌時的心靈軌跡，而且觸及到了當下民歌的生存處境等問題，引人入勝，發(fā)人深思。

　　羌笛何須怨，春風在人間

　　萬光治曾經開玩笑說，8年時間，足以讀完碩士和博士的課程，我現在總算是基本合格的羌族文化研究者了。現在他最為關心的是，他和他的科研團隊不僅要繼續(xù)挖掘羌族民歌，更要呼吁更多的社會組織與個人關心其生存狀態(tài)。他特別提出民族文化的保存與弘揚，必須重視和啟動民族自身的力量。民族文化的重建，是極其復雜的靈魂工程，民眾始終是文化重建的主體。比如羌族民歌，它植根于羌族民眾的生產勞動、婚喪嫁娶等日常生活中，是羌族文化的一部分，與羌族民眾最具切身性。所以，我們在文化重建中不僅僅是喚醒，更應該尊重其民族性、主體性，以及文化創(chuàng)造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那些原生態(tài)的民歌，對于祖祖輩輩棲居于云端之上的羌族來說，本身就是鏈接和舞動鄉(xiāng)村社會的血脈，它需要來自廣袤大地的滋養(yǎng)。萬光治舉例說，2004年，北川五龍羌寨的村支書楊華武為發(fā)展旅游，帶領村民搞羌族藝術團，晚上圍著篝火展示的，是村民們的平常歌舞。表演吸引了游客，更傳承了羌族的藝術。地震以后，家園傾覆，藝術團輾轉到綿陽老龍山，處境雖然艱難，反倒吸引了松潘、茂縣的羌族歌手加盟。今年新北川建成，他們遷進新劇院，演的是新編情景劇，舞臺上聲光畫電一應俱全。原先的草根演員已不能適應，逐漸為新招的年輕演員取代。看著比過去好得多的硬件，楊華武覺得自己像是無根的飄蓬，未來的路該怎么走，心里很是茫然。8年來萬光治一直關注藝術團的命運，認為他們具有標本的意義。萬光治認為，民間藝術與民間藝術舞臺化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同樣值得重視。以政府為主導，調動民間機制的積極性，保護民間藝術的純粹性，是振興民族文化這盤棋中的重要一招。正如惟大地方能滋生草木，在民族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中，“草根機制”的作用不可替代。

　　據萬光治介紹，《羌山采風錄》只是他工作的階段性成果。目前，他正在將8年來走遍四川181個區(qū)縣采錄的4200多首民歌結集為《四川民歌采風錄》，期待明年能正式出版。他還將繼續(xù)關注和采錄西部少數民族音樂，繼續(xù)以文化人類學的視野，探尋沉淀在人類心靈深處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