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爭光：“小說要含情，不能煽情”

座談會現場。 深圳特區報記者 齊潔爽 圖

　　從1989年中短篇小說集《黃塵》到新作《驢隊來到奉先畤》，23年間，作家楊爭光扎根在鄉土氣息中，以冷峻峭拔的筆調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傳奇故事。在他所虛構的世界里有歷史、地域、人文的蹤影，呈現出極大的藝術張力，蘊含著豐富的象征意味。這在現今當代文學中獨樹一幟。昨日，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楊爭光文集》面世，這不僅是他本人創作生涯的一次檢閱和梳理，也是重新開啟歷史、時間、回憶以及文學的一把鑰匙，更是深圳文學創作的又一里程碑。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楊爭光，他就文集、新作以及文學創作暢談了自己的看法。

　　深圳為我的創作提供了豐沃的土壤

　　記者：這是你第一次出文集，之前想過這個事情嗎？你怎么看這本文集在你創作生涯中的地位？

　　楊爭光：七八年前有別的出版社想要給我出文集，但我不愿意出。總感覺文集是成就很大的作家才會做的事情，對出文集有自己的偏見。后來海天出版社要給我出一套文集，我消除了這種偏見，也比較高興。我與深圳結緣十幾年，也是深圳的本土作家。深圳為我的創作提供了豐沃的土壤。三部長篇小說其中的兩部以及兩本散文集中的絕大部分都是在深圳創作的。過去有人說深圳是文化沙漠，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觀點，深圳人讀書熱情很高，深圳是一座愛書的城市，讓深圳出版社出一套文集有特別的意義。與此同時，這本文集也是對自己的檢閱、總結，也算是一個小結和檢視。

　　記者：文集一共有十卷，你覺得其中給讀者最大的驚喜是什么？

　　楊爭光：文集包括我的主要作品，六卷小說短篇中篇長篇都有。我個人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文集中的戲劇文學卷、詩歌卷以及二卷散文隨筆集首次與讀者見面。戲劇文學卷收錄了五部電影劇本《雙旗鎮刀客》、《征服者》、《生日》、《兵哥》、《雜嘴子》以及為深圳創作的舞劇劇本《一個城市的舞蹈》。詩集則收錄了早年詩歌創作的一部分，在1988年以前的詩歌。

　　記者：不少人都認為，你的中短篇小說比長篇小說更出彩。就你創作而言，哪一個會更得心應手？

　　楊爭光：你讓一個作家否定自己的孩子，很困難。說到得心應手，寫得順利與否，來勁不，我覺得是一樣的，這個沒法比較和量化。我自己覺得中短篇小說可讀性更強一些。因為寫中篇的時候恰好是我在西安電影制片廠當編劇，文字的畫面感更強烈些，與電影有化解不開的緣分。其實很多東西很難用影像化的方式去表現。只能通過文字描述，不能影像化，變成視聽語言。

　　記者：在你的創作中，哪位作家對你的影響最大？

　　楊爭光：從簡潔上說，我得益于寫詩。寫詩要求字數少，十多年寫詩的經歷給我一個習慣，節省文字，這個習慣被帶到小說的創作。海明威的簡潔對我也頗有啟發意義。此外，我對契訶夫的評價很高，他是最具智慧的小說家。托爾斯泰、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魯爾夫、司馬遷以及魯迅，我也很喜歡。

　　“人和事是小說必須面對的兩個東西”

　　記者：《驢隊來到奉先畤》是你的新作，它是一個關于土匪、關于所有中國人的寓言，為什么你會想寫這樣一個故事？你希望通過這個小說表達什么？

　　楊爭光：這個故事構思很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本來想寫電影，后來擱置了。去年，《收獲》跟我約稿，我想就寫它吧。原來的大框架跟現在的版本差不多，但對人性的揭示，對人的挖掘，比現在還更好更到位。很多人問我這部小說要表達的什么，我很難回答。之前我說過，小說之外的話只能在小說之外說。每個人讀完小說都會有自己的看法。

　　記者：小說的蝗蟲和蝗災給人印象深刻，蝗蟲聚集引發蝗災，造成了糧食的稀缺，人被迫去當土匪。蝗蟲在小說里是否有隱喻的作用？

　　楊爭光：小說里關于蝗蟲的習性是有科學依據的，它與人之間有一種對應的關系。小說發表之后，有朋友給我發了短信，說讀了之后令他想起卡爾維諾的一句話，人們可以一刻也不談論自己是一只蝗蟲這個事實，而僅僅談論做一只蝗蟲的最佳方式。我特別贊同。

　　記者：關于這部小說，《小說選刊》里有兩篇文章，一篇是批評性的，一篇是正面贊揚的，你看過之后有什么感受？藏策在批評的文章中說，好故事并不等于好小說。你是否同意這一觀點？

　　楊爭光：我覺得都差不多，批評性的文章寫得也不錯。我同意藏策的觀點，小說歸根到底是寫人，人在做事情，人和事是小說必須面對的兩個東西。人是攪在事中，事是人為的，分不開。故事精彩會增加小說的品質，但并不決定小說的品質。有好故事不一定是個好小說，小說有一個好故事也沒什么壞處。

　　小說的結構就是故事和人

　　記者：最近有一場關于“小說藝術”的討論，焦點集中在長篇小說是不是結構性強的藝術。你認為一部長篇小說，是結構重要，故事重要，還是語言重要？

　　楊爭光：在討論問題之前，要把幾個詞要討論清楚，討論者說的結構和故事是什么。語言、結構和故事很難單獨拎出來說。故事里面就有結構，結構就是故事，結構就是故事和人，把他們往結構里放，在說結構的時候就是在說故事。所以都重要。好的小說，不僅有好的結構，好的人，編織比較精彩，自己的結構也適合表達的內容，找到何時的位置和點。

　　記者：美國小說評論兼批評家赫姆林·加蘭認為，藝術的地方色彩是文學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學一向獨具的特點，鄉土小說是作為人類學之下的民族文化映照。有人評論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鄉土小說會有更廣闊的舞臺，在國際文壇上更受到重視。

　　楊爭光：本身對鄉土小說的定義，我自己倒不太看重。莫言獲獎對中國文學是一個大事件，他的獲獎，不僅對鄉土小說，而是對整個文學創作都有鼓勵作用。

　　記者：在你的鄉土小說中，你是以一個理性的觀察者，客觀的敘述者來記錄發生在鄉土之中的傳奇。為什么你會特別關注鄉土之中個體的人以及他們的生存狀態？

　　楊爭光：對這個點有興趣，我覺得這對人很重要。小說是描寫、描述、表現、表達人的藝術。在我前期的小說中，側重表現原始的、自然的狀態中的人。他們生存環境一般比較惡劣，相對封閉，也相對獨立，常常處于一種自生自滅的狀態，幾千年的農村人都是這樣生活過來的。我一直有一個觀點：都市村莊。談到這，就說到農民的根系，它是扎在土壤中，不是鋼筋水泥中。我要做的就是要把樹苗連泥帶水提起來。

　　記者：你的作品的一大特點是文字處處有節制。典型的是在長篇小說《從兩個蛋開始》，你用一種幽默與調侃來揭示苦難，相比于直接展示苦難本身有一種升華。

　　楊爭光：小說要含情，不能煽情。煽情是人為的，本來有一堆火，你煽成兩堆，變成虛火。煽情有現場感，當你離開這種情景之后，你會發現這是虛的。因此小說要有所控制，不能濫情。否則就是欺騙讀者的感情，特別無聊。堅持煽情的作家最終會被讀者遠離，隨著讀者人生閱歷的豐富，他們會辨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