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民族文化的精彩中

葉廣芩（滿族）

葉廣芩發言　攝影：王紀國

　　我叫葉廣芩，滿族人。滿族作為一個農牧的，馬背上起家的民族，進入中原以后面對著與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流，努力地改變著自己的意識形態和生活習俗，不斷地吸收、不斷地改革，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大融合。時至今日，如果沒有戶口本上對民族成分的標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出一個真正的滿族人來是相當困難的。

　　但是，從歷史上看，畢竟還有所不同，清朝統治者為保江山不落外人之手，進關后多次頒布旨意，要把粗獷彪悍，騎射見長而文化落后的滿洲一族改造得既通經史翰墨又富尚武精神，專事統治事物。朝廷一面發給鐵飯碗使旗人生下來就衣食無憂，一面禁止他們務農經商學手藝，斷了他們從俗的后路。這樣一來，八旗兵丁們一改進關前目不識丁的傳統，變成了識文斷字有文化的巴圖魯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享有衣食，享有特權的同時，八旗子弟就漸漸生疏了耕織漁獵等勞動技能，幾百年后清朝一垮臺，特權一喪失，才發現后學的本事換不來口糧，換口糧的本事又都不會了，一下子從人上人跌落到窩囊廢的地步！于是從民國初年到抗戰期間，京津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群體：有文化沒職業，有教養沒技能；衣著寒酸卻舉止高雅，手不能提卻能寫對聯畫畫，肩不能挑卻能拉山膀起霸(起霸是戲曲表演的一個程式)。他們對人有禮貌，說話有分寸，文墨有根底，舉止有風度，窮途潦倒卻又目空一切，所謂的“倒驢不倒架兒”。細想想，這實在是一場殘酷的民族悲劇，祖輩們缺乏謀生技能或命運的坎坷不是他們個人智能、品行、性格造成的，是從老皇上賞賜特權那天起就斷了他們日后的生存之路。

　　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傳統的、非常滿族化的大家庭中出生、成長起來的，如果全按照老家兒的修飾，我將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女子，和我那些賢良淑惠的姐姐們一樣，在紅鹽白米的歲月中當幸福的姥姥，知足的奶奶。偏偏的我生在了紅旗下，長在了新社會，也偏偏的我的母親是個社會最下層，窮得以給人做補活為生的南營房的窮丫頭，這使我有了另一番性情和見識。從母親那里，我認識了北京市民生活的另一面。朝陽門外，那五方雜處的貧窮之地，那冒著熱氣剛揭開籠屜的窩窩頭，熗了花椒油的疙瘩湯，送來一把青棗的鄰居，炸開花豆的老紀，無不給了我善良和溫情，給了我謙恭平和與善解人意，兒時的性格鑄造即便是走南闖北，即便是鬢間白發叢生，也是無法改變的。這是生活的饋贈，命運的烙印。

　　少年的我崇尚英雄，崇尚革命，那時候加入少先隊要寫申請書，就把話說得很壯烈，很輝煌，在作業本撕下的一張紙上用鉛筆重重地寫了“要為解放全人類而努力奮斗”，當時自己對能寫出這樣的話而激動，具體表現是把半條胡同掃得干干凈凈，那是出自真心。

　　1968年被分配到陜西，北京走的知青有一大批，戶口被注銷的印章在戶口本上蓋下去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經不屬于北京了。在西北，在生產的最基層錘煉，演繹出了我們一代人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一段樂章，雖然出發的起始是神圣的，但每一個人的歸宿都不相同，煎熬、磨礪，也有滋養，它改變了多少人的人生，鑄造了不少人的性格。有的人升騰了，成為了耀眼的星，有的人沉淪了，墜入了深深的谷底，更多的是普通，像我一樣，平淡度日，認真工作，應酬著人際關系，對付著煤氣水電。生活的滋味，只有親歷過才能體味，這是生命的歷程，是一批人，一代人信念的實踐，在這條塵土飛揚的路上，無意間鬢間已生銀絲。回頭一望，塵埃中的路依然清晰如昨，夕陽中便有了與歷史相對的會意，有了對走過人生的理解，有了心的平靜與坦然。

　　這是經歷的賦予，是人生的底蘊。

　　這次，借著來北京開會的機會，我匆匆回了一趟家，看望年近九旬的哥哥，望著屋里陳舊的家具，望著墻上映在陽光中發黃的老照片，望著白髯飄灑的兄長，嗅著兒時便熟識的氣味，我想，這就是伴隨我成長的家的基調，我的文學根基……每當想起在自己故鄉生活著的作家朋友，自己便常常產生流離和沮喪之感。這感覺不是物質的，是一種心理的差距，這種差距正是我文學的靈魂和命脈。這種感覺，也是我在故鄉停留，一次又一次從心底翻涌出來的難以言說的情感。那是對生命、對人生的別有一番滋味。

　　作家要跟得上時代，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我特別敬重的崔道怡先生也說，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新于常人，要看得遠，挖得深，要見人所未見，識人所未識，成為群眾與時代的先知先覺。我常常用這句話提醒鞭策自己，可是做起來確是不容易的。我時常地懷念故鄉北京，那些個困苦、簡陋、熱鬧、溫情，讓人留戀，也讓人一言難以道清。京畿之地文學素材豐富，內中的風土人情飽含了北京人的苦辣酸甜，也飽含了北京生活的點點滴滴。我老想借文學作品將老輩的信念傳達給今人，企圖從片段細節中追溯歷史，品味人情、琢磨生活、感念今天。中國幾千年建立起來的道德觀、價值觀，已經深入到我們的骨髓中，包括滿族自身流傳的文化，繼承也好，背叛也好，維護也好，批判也好，惟不能墮落。在改革開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變更的時代，中國的文化傳統也不是靜止的，它也在動態的發展之中，人們的觀念在變，人們的行為也在變。我力圖將傳統文化的精彩和對現實文化的關懷納入傳統家族的背景，使它們形成一種反差而又共生互補。這其中，我個人的經歷、文化習慣以及北京東城四合院和窮雜之地的南營房所賦予我的一切，同影響我們的這個時代一樣，都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適合的土壤和空氣中自覺不自覺地走入了我的作品。于是，我寫了些反映辛亥革命以后家族題材的作品，第一篇《本是同根生》發表在94年，內中闡述了我的感覺，我的心曲，我的朦朧與糊涂。作品刊出后，我的心里頗為忐忑，許多年來，我有意避開這類題材，它已經成了我寫作中的無意識。出乎我意料的是這篇小說竟然得到了《新華文摘》等多家雜志的轉載，我于是知道，那些塵封已久的人和事，那些對我信手拈來的素材，已經變做了醇美的酒，是能夠被廣大讀者認可、理解和喜愛的，這是性情的共同，是文學的美麗。當然更是文化的魅力。

　　應該說我是趕上了好時候，我們的文學創作目前處在一個心靈舒展的時代，鄧友梅先生由衷地說“這里也少不得改革開放這個時運因素，她這份才華若早出現幾十年，不劃入另冊也在‘四舊’中被清除了”。

　　為此，我十分的慶幸！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彩，任何民族的角度都是無可替代的。回望民族的文化，徜徉在它的精致與精彩之中，將它作為發展的基石，將寫作回歸社會，回歸大眾，回歸真實，為此才能實現對民族情感的超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間有很多我們在熱鬧與喧囂中感悟不到的真諦，北京的恢弘之氣與厚重的文化內涵是任何地域都無法替代的，北京的親情更是讓人難以割舍，這也是我走到哪里都不能忘卻故土的原因。我是在寫北京，寫浸潤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運和事情，有過去也有今天。拉開距離站在黃土高原上看北京，那是一個奇特的角度，民族自身的文化和北京已經融合在一起，無法剝離。對北京的愛，是一種難以說清的愛，這愛包括它的進步與不足。同時一種責任也重重地壓在肩頭，那是作家的責任，是赤子對于家鄉的責任，這責任直到永遠。

　　最后再說幾句，我能夠在陜西存活下來，在那里生存、發展，成為一個作家，這當歸于陜西人海納百川的寬廣胸襟和他們的善良與樸實。陜西恢弘的帝王之氣與厚重的人文之氣是上天給予陜西作家得天獨厚的饋贈。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漢唐的氣魄，土厚水醇。西安以它的寬厚、誠摯、熱情接納了我，這也是我的福氣和造化。